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分歧

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分歧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1日05:53 环球时报

讨论人：　　宫家邦彦：日本驻华使馆公使　　蒋立峰：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　　主持人：近年来，中日关系越来越成为热点、焦点，但这始终不是一个容易产生共识的问题。今天的论坛，我们特意邀请了日本驻华使馆的公使及长期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专家，希望他们的交谈能够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帮助。　　日中关系出现的变化　　宫家邦彦：谢谢清华大学和环球时报给我这个机会。我想首先比较一下1972年和2002年的国际形势。为什么基辛格要在1971年来北京，继而美国和日本都和中国改善了关系？因为那时候，中国、美国和日本都面临苏联的压力。现在苏联消失，冷战结束，我们在寻求新的国际关系秩序。今天，美国一国拥有超强的实力，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灵活，东亚地区的重要性在上升。有人把今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看作是“文明的冲突”，我并不喜欢这个概念，但是我想表明，我们应该在东亚避免“文明的冲突”，因为它是一种最糟糕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的对华政策很简单，并具有一致性，它与1972年时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1，我们把日中双边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有三个关于双边关系的重要文件，它们至今仍然是有效的。2，我们需要、希望并期待中国继续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3，世界上除中国与日本外，还有100多个国家，当我们谈论双边关系的时候，要在全球的背景下来考虑。　　关于日中关系现状我想说三点。第一，是非政府关系的迅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政府之间的关系主导了中日关系。而在2002年，中日贸易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00倍，现在，双方一年的人员往来接近400万。因此，政府不再有能力主导这一双边关系。第二是情绪方面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曾说，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中，95%是情感问题。中日关系虽然不是阿以关系，但一些主观的、非科学的观点也在抬头。第三，民意调查显示，1980年的时候，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占80％，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比例下降到略超过50％，在90年代，这一比例继续下降，现在已低于50％。而对中国有不好感觉的人数在上升，我对这一点感到忧虑。　　蒋立峰：10月7日，中日韩三国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一个“共同宣言”，内容非常全面，对于今后三国的合作领域、如何进行合作谈得非常详细。如果今后能够正按照这个宣言中的内容来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在小泉首相与温家宝总理的会谈中，双方都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很有意义、很重要，准备推进。这样，双边关系今后的发展将更为顺畅。　　但是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看？这牵涉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我在这里主要谈一谈日本对华政策。　　去年11月，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提出了一个《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这是所有研究日本对外战略问题的人都很关注的一个文件。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感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其中提出的建议。这个报告也是小泉首相对华认识上的主体思想的反映。就经济问题而言，报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示高兴，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但是，在军事方面，报告认为，如果中国军事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会对东亚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这是有意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另外在历史问题上，这个报告也提出来，要教育日本的年轻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但报告又说中国的国内教育是中国年轻人厌日情绪的根源，希望中国在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时候注意这个方面。这种提法也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在日台关系上，报告认为，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后日台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其含义是，日台关系也会突破一些框框。总之，通过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华战略的确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的变数。　　刚才宫家先生提出来的日本对华政策三点，我认为确实概括了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我想再补充几点，1，在经济上，还是要进一步推进中日双边的经济合作，在这一方面，我感到日本政府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在去年的博鳌论坛，小泉首相明确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不构成威胁，所以，日本的对华投资没有进一步下降，还有所发展。2，在军事上，日本要保持优势，特别是海上军事实力的优势。3，在政治上，日本政府不再担心和中国对立。这一点在沈阳领事馆事件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表现的很清楚。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够温和了，李肇星外长访日时，对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特别指出来，希望双方做出友好的让步。但是，小泉首相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不作让步，不怕由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也很难预料。　　刘江永：中日邦交正常化31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既有继承?裕灿行碌姆⒄购捅浠>图坛行远裕蘼勰母龅撑芍凑毡菊贾厥佣曰叵怠>头⒄苟裕ト毡径曰饕峭平巍⒕谩⑽幕煊虻慕煌衷谠蚴前ň皆谀诘娜娼煌还ト毡静嘀赝平曰吖叵担衷谠蚋赝ü?10+3”机制等同中国加强东亚地区合作。　　另一方面，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因发生变化。一是日本国际环境的变化。过去日本增进对华关系，一度主要是为对付苏联威胁。苏联解体后，日本从根本上调整了对俄战略。中日共同对付某一安全威胁的战略需求消失了，而日本在战略上对华防范的一面有所增强。二是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1955年，主张反战、正确对待历史、反对扩军的日本社会党议员数量相当于自民党议员数量的一半，而现在社民党（前社会党）议员的数量大为减少，对保守势力及“鹰派”政策的牵制作用明显下降，主张修改宪法和向海外派兵协助美军作战的势力抬头。三是日本对华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上升。今年日中贸易有可能达1200亿美元以上，约等于日本同整个欧盟或东盟的贸易量。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增加，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在华经济利益已成为日本各界支持发展日中关系的主要动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泉执政以来一方面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另一方面又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也出现经贸往来发展较快而政治摩擦不断的“经热政冷”局面。　　改善在于双方的努力　　宫家邦彦：我首先想澄清一点。我个人认为日本政治不是右倾化了，而是中庸化了。日本从50年代到80年代，有向左的发展趋势。现在，则是原来的左派有向右的趋势。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相信日本的民主制度，日本不会让军国主义再复活。　　改善中日关系，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再次冷静地探讨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往哪里去？中日双方都应该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来处理双边关系。最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非常多的教训，我个人想强调其中的三点：一是，如果日中两国互相争斗，就会互相伤害，而使第三国渔翁得利。二是，如果两国睦邻友好，则相互繁荣，东亚稳定。三是，东亚只有回到“本来的美德”，回归儒家传统道德上，才能回避“文明的冲突”。　　蒋立峰：从1995年以来，日本的历任首相，虽然不是说右倾化，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加强日美同盟，在国际问题上要突出地发挥军事作用，这一点比较明显。　　小泉新内阁、新政府成立以后，其作为还是比较明显的。9月26日，他在第一百三十七届临时国会的开幕式上，谈自己的外交施政时，第一句话就是，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日美同盟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他同时提出来在国际协调方面今后要多开展工作。所以在东盟会议上，很快出了好几个关于地区合作和协调方面的重要文件，我觉得日本在日中关系、中日韩合作方面，今后可能会更多地做出一些姿态，做一些工作，对此，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的期待。但与此同时，在中日关系中存在分歧的一些点上，我想日本还会坚持，不会轻易让步。在一些双方有分歧的方面，我们今后还是不能乐观。　　刘江永：我基本上同意宫家先生的看法，现在日本的国际国内条件是不允许它复活军国主义的，但今后如何话不能说绝。中方并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的人都是要复活军国主义。但据一些日本老兵忏悔，当年其之所以参加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就是因为从小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今天，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不仅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担忧。关于钓鱼岛问题，其主权争议是客观存在的。日方应该承认分歧，通过双方对话协商谋求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遗弃化武问题需进一步引起日方重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日军遗弃化武造成的损害，是与战争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现实问题，而不属于战争赔偿问题。因而无论从情理还是从法理上讲，日本政府都应尽快清除、销毁在华化武，并对已造成的损害作出补偿和道歉。这将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　　认识分歧大于利益分歧　　宫家邦彦：蒋先生刚刚提到日本咨询机构提出的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但我认为这并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观点。就我而言，我没有发现新的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在对华政策上发生大的变化。政府的政策是要反映日本的民意的，在过去几年中，日本民众对华友好的程度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会对政府的政策造成影响。但是，从1972年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我们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促进共同繁荣。　　要改善双边关系，不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也是两国人民的事情。现在，很多日本人对中国还持过去时代的印象，而这已不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觉得日本人应该在实际的情况下认识新的中国，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人应该对中国有一个实的认识，而不是透过旧有印象来看中国。　　蒋立峰：我们研究所曾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个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日本有抵触情绪，发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侵华问题，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一个能够令中国老百姓满意的处理。普通人还想象不到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从客观上会造成利益上的冲突的问题。可见中日之间对立情绪的根源还在于认识上。　　刘江永：中日之间共同利益大于矛盾，而认识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处理。处理得好，坏事也会变为好事。关于历史问题，德法关系的变化就是个例子。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采取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的政策；战后以来奉行以利益为本，远交近防的政策；希望今后能推行以邻国为伴，远交近和的政策。有人担心日本同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我觉得应该超越“主导权之争”的概念，只要有利于东亚的和平与发展，应提倡大家都来发挥主动精神。日本在地区经济、技术、环境领域合作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主持人：今天的讨论，不论是中国的专家，还是日本的公使，都认为双方之间最大的问题是认识问题。讨论中，花在认识问题上的精力远超过具体利益问题上的。这不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讨论，一谈就直接是利益。我觉得一个好处是：由于利益冲突是第二位的，那么仅仅认识上的问题不会导致两国关系问题的激化，也就是说，两国关系出现非常严重的矛盾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两国关系的积极方面。但另外一个现实也显示出来：要正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需要时间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