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省由一个“资源小省”成长为“经济大省”,个中原因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了解浙江经济,其视角一定要从民营经济切入,因为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民营经济走的是内生性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在发展速度、人均指标、体制转换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被学者们喻为“浙江现象”。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解开“浙江现象”的钥匙。

　　浙江的“块状经济”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很近。厂商近距离或零距离,基础设施可以共享,可以少建或不建库房。更重要的是,厂商近距离或零距离,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带来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长。这样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块状经济”同属一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企业之间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块状经济”的这种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和学校等。“块状经济”是加工业的地理集中,它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即集聚体的正外部性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

　　浙江民营经济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成员成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

　　“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挥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它在不断模仿跟进,不断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充满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这就是经济学中指明的,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立是在“自发的组织秩序”中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中进行的。据此,“块状经济”可以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如果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种经济发展形式。但可见的形式只是“浙江现象”的表达方式,而内在的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才是其本质。“浙江现象”是“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中的体现,也是文化观念、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开放精神的产物。在“浙江精神”中最根本的是自主发展的精神,个人自主是浙江文化的特色,这种精神是缔造企业家的文化沃土。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动力的源泉就是来自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是新的经济秩序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

　　“浙江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地走出来的,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浙江人靠着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闯出了一条促进经济繁荣之路。因此,许多学者把“浙江现象”的形成看作是无为而治的产物。当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顺应群众的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促进产权改革,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等,则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扩展。

　　贵州属内陆山区省份,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城乡二元隔离状况更加突出。在这样的状况下,怎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浙江的“块状经济”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不过,对贵州人民来说,“浙江精神”更显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具备了浙江人的那种自主创业精神,才能积淀个人自主的文化底蕴,进而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近年来,我省各地面向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增大,这固然可喜。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引进资金、器物等层面,要延伸引进蕴涵资金、器物等内在的精神和文化观念,引进与贵州省情相适应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模式。通过引进和学习,建立我省社会经济发展自发秩序,在借助外力的同时,立足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走出一条内陆山区省份工业化的道路来。

　　作者：唐正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