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已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其锋芒直指国民党残余势力麋集的地区。

　　贵州省作为国民党西南防御中的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贵州统治当局面对人民解放战争进展神速以及城乡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日趋激化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进行垂死挣扎。为此炮制了一套《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纲领》即“应变计划”,其主要方针是将党、政、军、特大权集中于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一支以谷正伦、韩文焕为指挥中心,以行政系统为纲,纠集地方豪绅、封建武装等反动势力,在解放军到来之前进行阻挠、破坏,解放后进行暴乱、骚扰。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加强保甲组织,对各区长保甲长施以反共特别训练,加强反共宣传,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压迫。

　　面对解放大军日益逼进的脚步声,国民党贵州当局在执行“应变计划”的同时,对贵州的血腥统治也日趋加强。谷正伦一方面派兵对农村人民武装进行“围剿”,一方面在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杀武装暴动领导人、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继1948年10月中共安紫边区领导人刘英泰、张恒兹、吴学礼等人被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秘密杀害于贵阳图云关之后,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领导人滕久荣等人在德江被杀害。4月26日,地下党员王陶熏等11人在湄潭被捕后转押贵阳。8月,地下党员罗朝良在安顺被捕牺牲,地下党员乔光钅监在关岭被捕。从1949年5月开始,在贵阳地区的大逮捕行动逐渐展开,贵州大学学生运动领导人史健以及学生积极分子彭祖年、进步教师丁道衡和进步工人黄厚文等相继被捕。据省内13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5月至11月,国民党贵州当局以所谓“政治案件”为名逮捕了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2名。

　　就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濒临覆亡之际,他们再次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成批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黎明前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9月28日,史健在贵阳被公开杀害;10月4日夜,王启霖、宋至平等9人被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活埋;10月中旬,杨光文、陈默等7人被秘密杀害;11月11日,国民党贵州当局溃逃前,指使刘伯龙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将张凤鸣、杜蓉、刘家祥等24名共产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和革命者,分别在贵阳市北郊沙河桥、南郊马家坡两处刑场杀害,制造了震惊贵阳山城的“双十一”惨案;11月14日即贵阳解放的前一天,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逃跑时,将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卢焘绑架至贵阳近郊转弯塘杀害。此后,国民党当局像杀红了眼的屠夫,边逃边杀。11月中旬在盘县杀害乔光钅监,在独山杀害进步青年朱淮等6人。独山专员车祖瑜下令将北平(今北京)来独山的学生58名以“共党嫌疑”集体枪杀于火车站机房一带。另据都匀、瓮安、罗甸等县统计,被国民党滥杀而有名可查者即达16名之多。国民党残杀革命志士的暴行,罄竹难书,不胜枚举。

　　面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残暴统治和惨无人道行径,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组织纷纷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势力,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广大的贵州人民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相反在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不屈不挠地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遏止国民党贵州当局在溃逃前实施的“焦土”政策的破坏,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地下党团组织还印发了一些重要文件和传单,编印了地下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贵州人民解放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编印题为《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早日胜利》、《不要再糊涂了》的传单,以激励人民的斗争勇气。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迅速解放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西藏等省区。1949年8月中旬,二野奉命由江西、福建等地向西南进发。11月初,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向贵州发动进攻。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大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精心布置的“黔东防线”,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

　　贵阳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贵州统治的彻底结束。从此,贵州人民挣脱了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枷锁,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随后,贵州全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支援解放战争,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展剿匪工作,建立革命新秩序。

　　贵州历史从此揭开新篇章。

　　作者：李朝贵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