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富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城市规模结构存在着偏差，大城市发育不足。2000年，我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比中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6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百分点。由此，大城市的规模明显地低于世界水平，导致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国民财富产出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水平。如，东京的GD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GDP占英国全国的17%，汉城的GDP占韩国全国的26%，而北京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只有2.5%，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也只有4.6%，两者合起来也只有7%左右。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在进入加速阶段时，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分别为20%和60%。而我国，自1987年进入加速时期后，我国的城镇基尼系数却处于下降态势，大城市个数变动和人口增加的解释力只有9.1%和18.1%，中、小城市却分别达到了14.8%和22.7%、15.1%和20.2%。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63.2%下降到1996年的49.6%。

　　我国“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建国后的五十多年里，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都必须迈过“农转非”这个门槛。户籍制度辅以教育制度、粮油制度、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截然分割开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控制的城市化制度虽然发生了松动，但是还是低层次的，即主要是以开放城乡间经济交流，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结合为主要特征。

　　大城市的滞后，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弱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正常情况下，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达到了3倍至4倍之巨。我国经济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数量的短缺不无关系。其次，它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乡镇企业是我国工业化的主力，由此工业化与城市化出现了脱节，第三产业的需求相当有限。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最后，它还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小城镇“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态形成遥相呼应的态势，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的“小城镇，大问题”。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本来应该是一个以大城市为重点城市化模式的国家。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人口密度较高、耕地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特大型、大型城市比较多。亚洲的日本，其土地资源结构与中国相似。在1950-1980年间，由于工业高速发展，人口加速从地方向大城市集中，其中，70%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大阪。

　　历史地看，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大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一方面城市以聚集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另一方面这种不断进行的集中又在不断地加强城市的聚集效应，循环往复的过程促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小城镇的发展是人均GDP达3000美元之后的事，而我国当前才1000美元左右。

　　现实来看，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内在的膨胀力量，并正在日益突破体制的束缚。北京的申奥的成功，将极大推动北京的建设，距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圈都已经纳入了城市建设；苏州的城区面积已从原先的约13平方公里，扩展到100多平方公里了；杭州提出，要脱出原来以西湖为核心的旧城区束缚，建设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核心的新杭州；上海则借助于浦东开发，使城区面积扩大了一倍。。我国明确提出发展大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的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承担着国民经济旗舰的作用。它们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经济占领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又是外国资本、知识技术人才导入的消化地。正如东京支撑起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巴黎支撑起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纽约、洛杉矶支撑起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样，如果没有北京、上海等一大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可能如此迅速的提高。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修改《城市规划法》。对原先的“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法规约束，重新评估和认识。城市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

　　二、重点突出，高度重视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相互攀比，先后已有几十个城市把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作为自己跨世纪规划的战略目标。这实质上是一种盲目的“重复建设”，显然是不足取的。理性的选择是，尽快作出“全国一盘棋”的统筹部署和规划，对在发展国内和国际联系与合作中战略地位、自身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进行政策倾斜与重点扶持。

　　三、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实施市场化建设与经营。根据政府的财力，参照国际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和以BOT或T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

　　四、对大城市的生活设施实行“市场化经营”。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果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