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周士君

　　随着都市繁华街区流浪乞讨人员日渐增多，广州有人向民政部门建议在市内设置禁止流浪乞讨人员光顾的“禁讨区”。刘以宾先生在10月19日的《人民网》上撰文，称“设‘禁讨区’确有必要，因为它具有社会公平意义”。如此限制流浪乞讨人员活动范围的“禁讨区”，有无必要暂且不说，但若说其“具有社会公平意义”，却分明显得有人为“拔高”之嫌了。

　　我们不妨首先站在公民权利的角度，看看“禁讨区”里到底能否体现所谓“社会公平”？既是“社会公平”，当然是针对这个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而言的，流浪乞讨人员自然也包含其中。乞讨人员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然有借助乞讨来维持自身生计的权利，国家现有的任何一条法律，也都没有剥夺公民的这项权利。但假若城市管理者或相关机构仅仅以“影响市容”的理由，就可以随意剥夺这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些街区的“乞讨权”，这显然不是一个“公平社会”应该行使的管理方式和秉承的人文风范。而刘先生“在某些不适当场所，流浪乞讨人员的出现则可能构成一种视觉污染”的语句，则更能勾起人们一些敏感的联想来，这就是那块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戒牌。如今，在一个时时处处提倡“社会公平”的公平社会里，每一位公民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富人更没有歧视穷人的特权。假若一看到流浪乞讨人员，就视作为“视觉污染”，甚至产生“心理不快”，就要设置“禁讨区”，这样的社会就不光难以“公平”，甚至缺乏起码的人性。

　　同样不能令人苟同的是刘先生竟然把“部分、甚至大部分流浪乞讨者”当作一种职业人群看待，并因为“乞讨者并不向社会奉献某种商品、智力、服务等有价值的东西，但借助于人们的同情、怜悯之心，仍可获得某些‘回报’”，意即乞讨职业不仅对社会无所回报，还反而从他人那里获得回报。其实，流浪乞讨人员乞讨行动的本身，也未必就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食其力”。假若就经济谈经济，正是乞讨者的“自食其力”，才为国家节省了可观的“救助经费”，也使得政府将更多的“救助经费”投放到那些没有“乞讨能力”的社会群体身上成为可能，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回报”？流浪乞讨既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实施必要的“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故而刘先生接着论述道，“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谋生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营利行为，毫无疑问也应予以‘经营’方式和场所的某些限制和规范。”如此说来，仅仅设置“禁讨区”，还不足以能有效遏制乞讨者的“盈利”行为，还应该令这些乞讨者到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办理“乞讨许可证”，以使其再自觉接受一层人为的“行政盘剥”，不然就取消其乞讨资格。如此“社会公平”，是不是也过于滑天下之大稽了呢？

　　再者，面对“乞讨者在不适当场合的干扰乃至纠缠则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快”，或者有碍市容观瞻，恐怕也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为顾及“社会影响”而对乞讨者采取“行政手段”，在我国并非没有先例，而这种行政干预的结果所伤害的就不仅仅是乞讨公民的尊严，甚至是宝贵的生命。所以刘先生“假如政府对这种损害不予制止，则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的呼吁，就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流浪乞讨者人群，对人们的“损害”恐怕远远没到需要政府出面予以制止的地步。至于刘先生“政府还将为流浪乞讨者在不该出现的场合出现而支付额外的成本，例如城市管理的成本，城市形象、政府形象乃至国家形象受损的成本等等”的立论，就更不只一驳。对于流浪乞讨者群体，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到底是以宽容的态度，还是采取歧视性的措施，更能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政府形象”乃至“国家形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太难。

　　故而别说设置“禁讨区”时下还有难以突破的法律瓶颈，即便按照刘先生所说“应当予以修改和完善”，但假若是以扫除“视觉污染”或维护“城市形象”为出发点而对现有法律“予以修改和完善”，那么如此没有了法律障碍的“禁讨区”，恐怕照样难以有任何的“社会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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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