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社会转型时期的令人感到不公事、震惊事、不可思议事、荒唐事，真还特别多。

　　楼房的楼梯本来就是为楼上的人盖的，让楼上人走的，然而吉林省东丰县王有财一家16口人，就是不能走自己楼房的楼梯，只能走墙外搭的木梯子上楼，而且王有财一家每天要爬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梯子几十次，一爬就爬了四年，即便是结婚的新娘，也得披着婚纱胆战心惊地从摇摇晃晃的楼梯爬进新房，王有财的老娘死了，只是有了县上“父母官”的“特批批条，才让从楼梯抬下来。公不公？当然不公。荒唐不荒唐？简直荒唐到了透顶。为此，王有财到县里、市里、省里、不知吿了多少回状，然而，莫名其妙的吉林高法竟将这个简单到了连三岁孩子都知道该怎么判的“案子”胡判一起，王有财居然会败诉。为此，王有财又先后80余次上北京告状，进了上吿至高法、高检、人大和全国政协……鉴于不让王有财走楼梯的不合理性、可笑性、荒唐性，北京的这些高层自然有批示，然而尽管是北京这些高层作了批示，其结果还是不管用，省的、市的、县的就是不办，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还专门为此“说了一次法”，引起了社会的哗然和关注，然而，仍然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的确，王有财一家打的“楼梯官司”的“故事”，比电影《秋菊打官司》还典型，还真实，还艰难，真还有点天方夜谈的味道。

　　那么，王有财一家打的“楼梯官司”的“故事”能说明了什么？

　　王有财一家打官司的“故事”说明，在吉林高法的荒唐判决背后一定存在许许多多耐人寻思的“故事”，包括腐败在內的社会许多弊病都隐藏在这些“故事”中。

　　王有财一家打官司的“故事”说明，在当今“有权人”帮着“有钱人”欺侮普通老百姓決不是个别现象：理都站在老百姓一边，然而司法的天平却总倒向有权势的人那边。

　　王有财一家打官司的“故事” 说明，社会转型时期老百姓的告状难是多么地艰难，告状者越来越多，而告状本身却是越来越难。

　　什么原因导致吉林高法的枉判和老百姓的告状难？原因自然很复杂，不过，依我看，在众多原因中最最主要的是：恐怕还是跟案子无关的“非告状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中国的老百姓是很怕官的，很怕打官司的，大凡真正的告状者，往往是在自己的利益损害而又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为了求得基本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性行为“。一般来说，像王有财告状的告状者，总是弱者，所以告状的告状实际上是一种“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之中，“弱者”往往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这就决定了告状者的“先天不足”，而要改变这种力量不成比例的“对抗”，对一般平民百姓棋逢对手说，是异常艰巨的。

　　其二，大凡真正的告状者，在很多情况下，像王有财总是一种“个人行为”，而“被告者”呢？像王有财一案中的那个蛮不讲理、不通人情的县机电公司那样，则往往是一个单位组织或单位组织的“头头”或是有权势的人物，而他们实施的行为则是一种“组织行为”。一般来说，当“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之间发生“对抗”时，“吃亏”的往往是“个人行为”。为何？简单得很，因为“资源优势”在“组织（或头头）”这一边。“个人行为”无论是在力量、精力、物力、时间等方面都无法与“组织行为”相抗衡的。而且，在这不成比例的“对抗”中，被告状的“组织”还可以运用权力的力量对告状者采取种种的所谓“组织措施”，给告状者穿上各种各样的“玻璃小鞋”，使告状自不能动弹；这个“组织”甚至还可以动用舆论的力量，一方面为自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将告状者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所以有很多告状的结果往往是：告状者的告状还没有什么结果，告状者已经被搞得“筋疲力尽、心力憔悴”，有的甚至被搞得家破人亡，一付惨不忍睹的样子。

　　其三，因为有的当官者的心态与过去也不太一样了。过去的当官者，心地比较地纯，对那些不公、不平的事，即便是民不告，当官的也是要要去管的、抓的、究的。而现在呢？有不少当官的，“三个代表”只是挂在口上，至于那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他也经常说，然而就是光说不练，官僚主义极其严重，对那些不太好办的、难办的事，能不管的就不管，能推的就推，上级来查，他就说：“我早就发了公文”了，有的还美其名曰：“保持稳定。”有的当官者还以“势利眼”的心态去“审时度势”：势力大的，尽量不管；后台硬的，尽量不管；跟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尽量不管；有时候他们会想：我又何必为了一个平民百姓去得罪人呢？！有的下干脆就将屁股坐到有钱人那里，吃人家的、用人家的、拿人家的……一般来说，在“关系网”充斥社会的今天，在腐败已经滲透到司法机关的今天，老百姓要想打赢官司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其四，因为一般人目前的心态与过去很不一样了。过去在社会风气好的时候，人们往往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对不公、不平的事还能挺身而出，坚持真理，说句公道话中有话。而现在呢？社会风气变了，不少人变得更“精明”了，有很多是为“权势原则”、“利害原则”、“利益原则”所左右，往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能不管的就尽量不管，能躲得远远的就尽量躲得远远的，能……所以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恶势力猖獗上区，有的明明是“知情人”，然而一到“紧要关头”，就装作糊涂了，就缩了回去，还有的人甚至在恶势力的胁迫下或是在金钱的诱惑下，故意作伪证。因为“人心”不向着“弱者”，告状者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要想打赢官司着实不易。

　　其五，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作怪。譬如，当地的一些“父母官”的自尊心就特别地强，他们特别地不愿看到自己的部下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或告状），因为自己过去向上级汇报的都是一派“大好形势”，而你这个“刺头”却偏偏去说了那么多的不是，认为是故意找我的不是，故意找茬，使自己丢了面子，下不了台，所以，你越是告状，我就越不理你，就越要给你小鞋穿，反正上级领导也不会因这点“小事”将我“怎么地”，更不会为此来撤我的职、罢我的官。结果呢？双方谁都不让步，于是就拖着、僵着，吃亏的当然是告状者。因为当地的一些“父母官”并不因为这个“拖”、“僵”而损失什么，而对告状者来说，因为这个“拖”、这个“僵”而被弄得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办不了，有的甚至连维持自己的生计都很困难。……于是，就这样，有许多告状官司成了永远煮不熟的“夹生饭”。

　　以上，就是社会转型时期老百姓告状难的真正原因。

　　不要小视王有财围绕打官司所发生的“故事”，更不能小视当今社会凸现的老百姓告状难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频频发生震惊社会的“突发事件”？为什么湖北省荆州市的下岗职工杨培权、安徽省九华山脚下的农民朱正亮，千里迢迢来到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前举火自焚？（当然，笔者是很不赞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因为这类“公权”侵害“私权”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的社会又不善于化解这类矛盾，于是，不该矛盾激化的就激化了，一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现象终于发生了……

　　这的确是当今执政者必须高度注意的一种现象啊！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