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田的心灵世界(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3日17:05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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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瘦憔悴的面容透着刚毅，禁闭的双唇凝聚着坚韧，深邃的双眸闪烁着炽热、真诚的目光。中田师的照片在案头右上方摆放了差不多一年了。每当俯身案头，我都先注视一会儿这幅加了黑框的照片，像是与中田师进行一次交流，犹如他生前我们进行过的很多次交流一样。

　　中田伟岸挺拔的身材明显地变得消瘦了，竟至有些驼背了，洋溢着热情、活力的面颊不知不觉中憔悴起来，那熟悉的饱含真诚的笑靥也不多见了。中田生命最后的10年，在超负荷工作和心脏病的吞噬下，一点点地发生着令人心痛的变化。就在中田师谢世前不久的一天，我还在他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走出他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鼻子有些发酸，心情也格外沉重，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越来越重了。

　　中田师第一个忌日日益临近，中田那令人痛心的生命轨迹又清晰地浮现在脑际。我亲眼目睹、感触了这令人痛心的轨迹，使我有幸领略到中田心灵世界那令人钦敬、仰慕、赞叹，心灵为之震撼的道德操守和崇高人格。

　　平易之中坦露一片真诚

　　第一次与中田师交谈是在1993年初，那时中田是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此前中田任新闻出版局长时，曾在一次作者座谈会与他见过面，礼节性打过招呼，知道他是早我5年毕业的系友。

　　部长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表明主人欢迎每位来访者，无需预约、通报。“哎，玉来，快请进！”见我出现在门口，身材硕长，仪态儒雅的中田放下手中的文件，从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走过来与我握手，握得热情而有力。把我让到沙发上，一面倒水一面说：“不能称老师，只能算个学兄。搞新闻我还得向你学习呢！”说罢也坐到沙发上。中田如数家珍般谈起系里的名教授，还谈到他留系任教的同学，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做学问好啊！”又谈及我发表的，被一家权威刊物转载的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的传记文学，“学中文的，写科学家能写得那么在行，很不容易。”我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请他介绍吉林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点。“不急。”中田见我急于进入主题，转而说：“那我就介绍一些情况，哪里是亮点由你认定。”

　　没有距离，没有阻隔。谦和的神态，谦和的语调，谈吐儒雅，易于沟通。没有一丝官腔，没有一丝矫饰，平易之中坦露的是一片真诚。完全是同学间、朋友间那种无拘无束的倾心交谈。本欲向其讨教、请其点拨的省委宣传部长竟是如此平易，如此平等待人，内心顿生清新之感，油然而生敬意。我猛然想起采访我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先生、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先生时同样是这种感觉。

　　中田不让我纪录，说“我随便讲几句”，但我纪录的笔并未停下来。他没有允诺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但在随后与宣传部文艺处长、理论处长的交谈中，明显地感到中田已向他们做了交待。

　　采访中我了解到，那几年吉林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果。在近3年的几十次全国性艺术评奖中，吉林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戏剧评奖中几乎都是名列前茅。与此同时，群众性特色文化活动也呈现红红火火，日趋活跃之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吉林连续三届荣获文华奖——文化部设立的全国舞台表演艺术奖，成为全国惟一荣获此殊荣的省份，被誉为“戏剧大省”。吉林还连续3年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这些成果倾注着中田的大量心血。很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和我谈到中田与他们一起研究选题，不舍昼夜反复讨论剧本、学术论文。是中田部长的真情、热诚感动了他们，燃烧起他们的创作激情，进入忘我的创作状态。他们当中不少人把许部长当成自己的挚友，言谈中钦敬之情溢于言表。记得著名导演李前宽谈及他们夫妇拍摄影片《重庆谈判》时，中田曾在一个春节冒着严寒去拍摄现场慰问演职人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乔迈说中田到他家里，循循善诱说服他放弃省作家学会主持工作副主席的职位，安心于势头看好的创作，“是许部长帮我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青春！”著名剧作家，饮誉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编剧之一韩志晨说，中田曾很郑重地与他交待，打算与他一道到农村体验生活。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党史专家郑德荣，中青年学者郎毅怀、吕钦文、邴正、孟宪忠谈及中田也无不赞不绝口，将他引为知己、朋友。“领导朋友”、“朋友领导”，是吉林省理论界、文化界人士对吉林省委主管宣传工作领导的亲切称呼。这可能也算吉林的一大特色。有知名人士说，这一传统是由吉林省委首任宣传部长宋振庭同志开创的，到了中田任上又进一步发扬光大。我想，吉林这个经济欠发达省份能够取得如此丰厚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可能与这一传统紧密相关。

　　可如此可圈可点、有目共睹的成果，中田只是“随便说几句”！足见中田的谦虚、坦诚是内心世界自然的流露。

　　平易的交谈中传递一种期待

　　中田师对新闻规律有很深入的理解，对哪些新闻可发在中央级或是省级媒体了然于胸。交谈中他不是直接道出自己的观点，给你作指示，而是于平易的交谈中，看似不经意地给你讲一件事，讲一个故事，加一两句点评。他的意图、想法，对你的期待，便蕴含在这看似平易的表述之中。

　　“玉来，有这样一件事，不知你听说没有？”一次与中田见面，他随口说道。我立即掏出笔记本，洗耳恭听。中田说，“六、四”风波过后不久，长春地质学院的同学们自发地成立了“M、M”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的英文简称）。开始只有20几名会员，现在已发展到一千多人。研究会有学习计划，与实践相结合，已经坚持了4年多。研究会能搞得有声有色，一位名叫林丛的老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中田是在讲述一条有重要价值的新闻，希望我能够下功夫写好这个题材。

　　我立即赶赴长春地院采访。与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韩晓风（现为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林丛副教授分别进行了深入交谈，又在同学课余时间召开了几个会员座谈会，还实地采访了会员小组的学习、实践活动情况，写出通讯《走向成熟》。稿件传到编辑部后，时任“各地传真”版主编的卢小飞（现为中国妇女报总编）在电话中说“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题材。”

　　类似的事例还有几件，使我在这种充满信任、友情的氛围中，感悟到中田作为一位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特有的风格。这样的氛围使我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这是一种真心实意、实实在在的尊重。我并未因感受尊重而忘乎所以，清醒地认识到中田传递的是地方党委的意图、期望。由此，我对“领导朋友”、“朋友领导”有了深入的体味，更加叹服中田的人格和长者风范，从内心深处将中田视为尊敬的师长。

　　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深，是中田的激励成就了我一篇至今仍感到满意的稿件。那是1994年初夏，几家中直、省直媒体集聚位于松花江畔的吉林化纤厂，我也身在其中。近10年来，这家企业是声震全国的优秀社会主义企业。而当时化纤厂尚是一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企业。企业成名源于厂长傅万才戏剧性一举成名：接到多次告状信的纪检、监察、检查部门一同来企业审查傅万才。查了很长时间，结果查出一名优秀社会主义企业家。傅万才任企业主要领导的十年间，取得年利税平均增长29％的骄人业绩。遇到这样好的新闻题材我十分振奋，加上客观上又形成了几家新闻单位竞争态势，内心涌动着难以遏制的冲动。

　　我采访了一周多，返回长春便不舍昼夜地投入写作之中。正在精疲力竭，内心充满焦灼之时，中田打来了电话，谈起吉林化纤厂。听得出他对这一题材也十分振奋，希望我能前去采访。为听取他的高见，我没讲自己已采访回来了。待他讲完，才告诉他，我已从化纤厂采访回来，完成了初稿。“感觉怎么样？”中田显然很高兴，关切地问。我说：“改了四五稿，能水差不多榨干了！”“不要搞得太累。大约多少字？”中田关切地问。我正为此烦恼，沮丧地说：“没控制好，写了8000多字。按规定不准超过2500字，这么长肯定发不出来。”“遇到一个这么好的题材，的确应当下功夫写好。”中田若有所思，接着说：“我不懂新闻，但我想新闻可能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可以信马由缰，随意铺陈。记者写一篇稿件，既要从题材的实际出发，还要考虑报纸的特点和要求，不能只考虑一头。你说，是不是这样？”此言一语中的，8000字的稿件，要编辑怎么处理？“依我看，你的水平还没有发挥出来。你如果能把稿件压到5000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中田的善解人意、切中要害和情真意切，如一股清凉的风吹进我的心田，顿时驱散了内心的焦灼和沮丧，我又涌起强烈的写作冲动。“要不要我协调一下？”中田可能担心我来报社工作时间不长，稿件又不是“规定动作”，发表可能会有困难。我知道他与人民日报并不是很熟，便开了一句玩笑：“等你当上人民日报总编，就好办了！”

　　接下来，我进入否定自我的苦斗，把稿件压到6800字。虽未达到中田的要求，可实在压不动了。稿件传到编辑部后，最先感动了记者部编辑组副组长吴坤胜，坤胜把稿件报给了当时的记者部主任、著名记者丛林中。听坤胜说，老丛认为稿件相当不错，亲自操刀砍掉了1千字，又报给了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范总对稿件做出批示：“这篇报道写得很好，记者掌握了比较扎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我又删去了800多字，可发一版头条”。《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从严治厂纪实》发在199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字数正好如中田要求的那样，约5000字。本报刊发的第二天，吉林日报在头条位置作了转载。

　　不声不响的帮助和非常的关爱

　　与中田师接触的10年中，一直得到他的关爱和帮助。令人感动不已，难以忘怀的是，他给予的帮助都是在不声不响之中进行的，使你几乎没有任何察觉。当你感悟到中田给予的帮助时，你不能不体味到中田的真诚，品格的高尚。

　　本报1995年6月13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认清自我，别有洞天——吉林省三年上一个新台阶侧记》，还配发了评论。稿件也得到了范敬宜总编的好评。每当翻阅到这篇稿件，脑海便会浮现出当年中田帮为我解困的情景，如果没有中田的帮助是不会取得这样效果的。

　　那年春天，时任吉林省委秘书长的苏荣（现任甘肃省委书记）与我谈话，邀我写一篇已与报社定好选题的报道。他介绍说，上一年夏天邵华泽社长来长春主持全国好新闻评奖，吉林省委书记何竹康在与邵社长交谈时谈及吉林那几年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省委、省政府把发展的任务进行了层层分解，各市州、县市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层层都有压力。邵社长认为这个发展思路和做法很有新意，实际效果也不错，取得一定成效时本报可以进行报道。苏秘书长说，现在三年过去了，各项统计数据都很令人满意，写这篇稿件的时机也成熟了。这是一个“规定动作”，不用为发稿犯难，但省委的期望很高，也不能等闲视之。

　　按常规，这样的稿子一般都是从上往下写，也就是先写省委的思路、决策，再写基层贯彻落实情况。这样写，既突出了省委领导，又不怎么费力。可这种写法既陈旧，可读性又很差，且有雷同之感。为不负重托，我打算除下功夫采访，还想在写作方法上有所突破：从下往上写，即着力写县市区如何从实际出发加快发展的。采访过程中，亲眼所见地方干部群众解放思想，从本地实际出发确定发展思路，取得的前所未有令人振奋的业绩，深深感染了我，对自己设想的写法也更有把握了。

　　采访回来，参加了苏秘书长召集的笔杆子座谈会。座谈会阵容十分强大，除他本人，还有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尹成杰（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副秘书长郎毅怀、张福有，都是省委的智囊人物。每个人谈得都很简短，但都颇有见地，很有启发性。我谈了初步写作设想。大家对稿件确定的主题：审视自我，别有洞天，很快达成共识，对要反映的重点内容也无分歧。当我谈及稿件写法时，会议便沉寂下来。我虽有思想准备，仍对自己的想法未被顺利接受怅然若失。沉默良久，一位副秘书长说，三年上一个新台阶是这三年全省的中心工作，是省委的一项重要决策。从省委决策写起是符合实际的，又很好写。我看了一些人民日报这类题材的报道，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写法。应该说，这位副秘书长谈得很在理。我理解这可能是何书记的意图，仍直率坦露心迹，自己打算采取这样的写法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项工作，写好这个题材。座谈会结束时苏秘书长说，这件事玉来再考虑一下，我们也再考虑一下。并说很快安排与何书记见面。

　　走出三楼会议室，我若有所思，下意识地走进二楼中田办公室。“哎，玉来！怎么有心事？”中田两眼注视着我。“怎么能看出我有心事？”我装做没事似的说。“都写在脸上了，说说看！”我就是来求教的，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中田问：“按秘书长们提出的写法写，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还很好写。”我说：“两种写法其实没什么实质性差别，我只是想力求可读性强一些，宣传效果更好一些。我花时间跑了那么多地方，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效果。可是却不能让四位秘书长接受我的想法！”中田凝眉沉思稍顷，缓慢地说道：“新闻有自己的规律。你的想法力图遵循新闻规律，着眼于宣传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你的想法是富有新意的，是建设性的。”未曾想到中田竟是如此熟悉新闻，如此理解记者的心曲。“您能协调一下吗？”我找到了知音，急于求助。中田说你看到了，这件事没让宣传部管，而是由苏秘书长主抓，还有三位副秘书长也参与进来了。当然主要是由于他们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情况比宣传部熟，也反映出何书记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你放心，一个建设性的，善意的想法，一定会得到应有对待的！”我对机关的运作规律略知一二，了解不多，但有了中田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

　　随后与何书记见面时，何书记说有关材料你都看了，苏荣同志和几位副秘书长都谈了，没有更多要谈的了，只是简要地谈了一下思路和要点。还说《奇迹是怎么产生的》他看了好几遍，很有分量，曾在省里的有关会议上几次提到这篇文章。说这篇稿件就按你采访的感受、理解放开写吧，相信你会写好的，压根儿未提及写法问题。当时我竟忘却了想一想那个写法问题怎么不存在了？

　　我很快拿出初稿，送苏秘书长，请何书记和各位领导同志审阅。稿件顺利通过，苏秘书长说何书记很满意。稿件传到编辑部后，范敬宜总编辑在批示中，对稿件采取从下往上写的写法给予了肯定。这无疑对我是一种很高的奖赏。看到范总的批示，我才猛然想起，肯定是中田从中做了协调。至于他是如何协调的，从未和我提起过，我也没有问过。这种不声不响的帮助比讲明了更为珍贵，我想。

　　一次回报社，在办公楼走廊里遇到邵社长的秘书刘新，刘新把我拉进办公室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吃了一惊，有些摸不着头脑，自己会有什么好消息要由社长秘书告诉呢？刘新说，前不久许部长的秘书李忱打来电话，催请尽快把你的人事关系调入报社。那时我已过了试用期，人事关系尚未调入报社。我从未与中田谈过这件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干了这等好事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回到长春后，我和中田提起了这件事。中田关切地问，“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拖了下来？”我说诺大一个单位有个别的疏漏，算不了什么大事儿，是很正常的，具体原因说不清楚。中田问，你个人分析是什么原因？我说可能是年龄太大了，都40多了。中田继续追问，“你打算怎么办？”“只能是多写稿，写好稿。用事实证明自己。”我说这没什么，这种境况会使我时时感受到压力，还兴许使我在驻站记者发稿排行榜中争个第一呢。中田满意地笑了，旋即认真地说：“你是省委宣传部推荐给人民日报的，我们应该对你负责。”

　　推荐单位催请接收单位办关系，这样的负责有些超乎寻常，以往闻所未闻。向报社推荐我的并不是中田，而是他的前任胡厚钧部长，那时中田是常务副部长。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爱，不能不令人感动。

　　下一次到报社，刘新秘书告诉我，他接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发来的传真，再次催请把我的人事关系调入报社。这样一份传真该怎样措辞？我想见识见识。返回长春，我找许部长秘书要来传真复印件，只见上面写道，“张玉来同志是经我部考核、推荐”，“被贵报商调到人民日报驻吉林记者站工作的”。“他在宣传吉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人事档案关系至今仍在原单”。

　　“为了便于张玉来同志更好地工作，希望贵报视具体情况，尽快将其人事关系正式调入人民日报社。”落款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并加盖了公章。这份传真我一直珍藏至今。

　　似乎是命运有意安排，给予我非常关爱，关心我人事关系调转的中田，后来竟奇迹般地成了主持此事的报社领导。

　　运往北京的水缸和同意接受的大酱

　　那是盛夏的一天傍晚，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中田刚刚接到通知，调你们报社任副社长。我以为老同学开玩笑，未曾想这竟然是真的。老同学要我到中田家去一下，介绍一些情况。我一个到报社未久的驻站记者，能了解什么情况？思索良久，想起拿那本有些信息量的报社电话簿给他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田家。中田讲了当时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传达中组部调他到报社工作通知时与他谈话的情况。看得出他对此次调动毫无准备，尚未从意外中理出头绪来。他说自己在宣传部刚刚打开局面，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就要告别了，有些恋恋不舍。又说年轻时当一名人民日报记者连想都不敢想，想不到都55岁了还能到那里去工作，能胜任吗？此前十来年，中田差不多两三年调动一次工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新闻出版局长和宣传部长，每一次都很快进入角色，胜任愉快，每到一地都留下很好的名声。对这次调动，他却颇为踌躇，交织着兴奋和犹豫。今天想来，也许冥冥之中预感到自己，还有夫人吴老师悲壮的结局吧。

　　“第一次来我家，参观一下吧！”中田带我到各个房间转了一下。突出的印象是书多、俭朴。书房仿佛是书的天下，摆满了书架，案头也布满了书刊杂志，说明主人是一位读书人。住房不算小，几乎没有怎么装修。老式沙发，老式电视，看不到一件像样的、上档次的家具和家用电器，给人一种平民官员的印象。

　　未来得及到报社报道，中田便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本报发行会，开始履行报社副社长的职责了。工作、奉献，是中田生命的主旋律，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一往无前地听从党的召唤。

　　没过多少天，省委宣传部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中田要搬家，问我有没有时间帮个忙。我如约前去，听吴老师说中田已到报社上班，抽不出时间回来。东西已全都装箱、捆好，书占了绝大部分。我向吴老师建议，那些应进博物馆的沙发，和那些快老掉牙的家具是不是就不要搬了，到北京换新的吧。吴老师说，还能对付着用，老许还特地嘱咐都带上。搬到后来，我发现有一口缸，又对吴老师说，这个酸菜缸搬到北京可真的排不上用场了，你想社领导住宅的走廊里哪能放一个酸菜缸呢！“带上吧，带上吧！”吴老师笑着说。那时中田的一双儿女文彤、丹丹已结婚成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六口之家的家当仅装了一个不大的集装箱。

　　家未搬到报社时，中田住在报社招待所。一次我回报社，正赶上一个周日，中田说要请我出去吃顿便饭，我说我请你吧，中田又不同意。其实都不太想出去吃，中田问我能不能掌勺做两个菜，我说还凑合吧。他说家虽然没搬来，但房子里有一块菜板，还有一把菜刀。这就足够了。我让中田留在招待所房间里处理公务，和其子文彤一起到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就用那块菜板和一把菜刀，做出六菜一汤。“手艺不错，味道也不错！”中田夸道，吃的也很香。中田不吸烟，也不擅喝酒，我俩连啤酒都没喝。在长春时曾与他一起吃过几次饭，就发现他推迟不过时才喝一点点酒。

　　后来我曾在中田家吃过几次饭。发现中田家吃的很简单，都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吴老师的烹饪技术也许比我强不了多少，小保姆大约也是这个水平。可中田吃的很香，尤其喜欢吃葱蘸酱、黄瓜蘸酱等农村人常吃的那种蘸酱菜，似乎每餐都离不开大酱。

　　一次我问中田，要不要从长春捎点儿什么东西。中田立即说“不用，不用！这儿什么都能买到。”快言快语的吴老师插话说：“我们老许就喜欢吃家乡的大酱了，你要不嫌麻烦，就带几小袋大酱吧！”我看着中田，中田很勉强地说：“让大记者带这种东西合适吗？”

　　2002年春，已担任社长的中田约我到万寿路新居去。中田家从报社院里搬到那里有一段时间了，我还一次没去过。那时他的疲惫、憔悴之状越来越明显，加上吴老师的谢世对他心灵打击太沉重了，劳作一天回到家里几近难以自持，需要充分地休息，我不想再减少他的休息时间。可中田还记着我没有去过他的新居，还告诉我不要在食堂就餐。晚餐是小保姆准备的，显然是多加了几个菜。我注意到饭桌上仍然有一盘蘸酱菜。晚辈们不太理会这盘菜，中田吃的也不多，他的饭量已经很少了。直到临近生命的终点，中田也没有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

　　我曾向中田建议，是不是送小保姆到烹饪学习班培训一下，这样可以提高一些伙食质量，对你的身体可能有好处。“已经习惯了，就这个口味。”中田不以为然地说。

　　中田的工作标准很高很高，他的责任感，奉献精神曾感动过很多人；可他的生活标准却是很低很低，低得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听火药味很浓的意见也不愠不火”

　　1997年夏，教科文部主任李新彦打来电话，告诉我，许社长（中田当时还任副社长）说吉林师范学院改革搞得不错，学科建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改革都很好，让去采访报道一下。你对吉林的教育很熟，就由你就地采访吧。我问是写消息还是通讯，写多少字，老李说你就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吧。本想给中田打个电话，进一步询问中田的想法。又想几年的接触、交流已与中田形成了默契，没这个必要。

　　我很快赶赴位于吉林市的吉林师范学院采访。出面接待的是邵守义院长。邵院长早些年创办的《演讲与口才》声震全国，订户曾超过百万。邵院长介绍了相关情况，还送给我他向国家教委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本院学科建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改革情况的纪要，每份纪要都有教委相关领导的肯定评价。邵院长告诉我，在京时已把这三份纪要送给了中田。这时我才明白，中田是听了邵院长的汇报才要教科文部报道的。

　　在随后的几天里，就这三个专题学院为我召开了多个座谈会。院长们、书记们、机关相关部门和院（二级学院）系的领导们很多人参加了座谈。几天的座谈会，加上在学生宿舍、学生食堂与同学们交谈，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晰起来；这三个方面虽然都有了良好的开端，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改革措施出台仅两年左右时间，学科建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主要内容的师资梯队建设、师资培训、科研方向的调整、教材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等尚大多处于酝酿之中。我还听了中文系一位教师讲的一堂课，讲的是文学典型性。这位年轻教师讲的很透彻，课堂气氛也很活跃，但大体与我30多年前念大学时听过的内容，讲授方法没有大的差别。

　　但学院的后勤改革却令人耳目一新。我曾多次采访高校，深感高校后勤是个颇令高校领导头疼的问题，有人称其为吞噬大量办学资金的无底洞，有人说它是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还有人无可奈何地把它比作一盘无法走活的“死棋”。我采访了学院车队、浴池、食堂、基建维修等多个后勤部门，这些地方以往每年都需要学院投入，可此时不仅不再需要学院投入，自己保工资奖金，还能向学院上缴利润。1995年学院后勤改革第一年在经费比上一年减少30.7%的情况下，增收节支308万元。1996年在彻底“断奶”后，在解决后勤职工全年126万元工资和奖金的同时，又增收节支310万元。这足以说明，学院的后勤改革获得了成功。

　　在有邵院长、党委书记和党政班子其他成员参加的会上，我汇报了自己的采访感受和对三个方面改革的初步理解。书记、院长们都表示赞同。基于此，我提出先集中写后勤改革方面的成果，其他两个方面待取得明显效果后再写不迟。一篇稿子同时写三个方面，哪个方面都写不深，不如集中写一个方面效果会更好一些。对我的这一见解，邵院长和院领导们也都表示很赞同，“就照你说的办吧！”这时我本应该给中田打一个电话，汇报一下，可压根儿就没想起来。

　　本欲尽快完成这篇稿件，由于这当中又插入一篇有实效性的稿件，便耽搁了下来。碰巧，我又由于住房问题不得不回到了报社。遇到李新彦主任时，他问“见到老许了吗？”我说没有呀。老李神情有些异样，“你应该见见老许。”什么事这么神秘？老李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告诉我，就是吉林师院稿子的事儿。那篇稿子会有什么事儿，便没放在心上。晚餐后，我到中田家，他和吴老师都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联播”。中田让我坐在他身边，又像以往那样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此情此景，我早把老李的提醒忘在脑后了。“玉来，师院那篇稿件就不用你写了。”待我起身要告别时，中田似不经意地说。这时才猛然记起老李的提醒，看来那篇稿件确实出事儿了，还相当严重。

　　“我想说几句话。”我把中田拉进他的书房，“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请不动你，只好找别人写了。”我听了，一颗心落在了心里，“责任在我，没有及时向你汇报。”于是，我把赴吉林师院的采访情况，与学院党政班子就稿件写法达成的共识讲了一遍。

　　“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对学院三个方面的工作都给予了肯定，全面反映三个方面情况，不可以吗？”中田问。显然我的汇报并未产生什么效果。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然可以。但是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篇稿件牵涉的问题，与写吉林“三年上一个新台阶”那篇稿件牵涉的问题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写法问题，都是力图从实际出发，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效果，没有什么原则性根本性的分歧。不同的是，那一次我未能说服四位秘书长，是你帮助我实现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一次，我虽然说服了吉林师院的党政班子，却不能使你理解我的用心。实际上师院的学科建设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按报社的一贯要求是不能报道的。我已说服了师院的领导，怎么回到报社反倒成了问题？

　　“你感到很委屈，是不是？”中田的神态凝重起来，这是我未曾见过的。“不是委屈，而是感到不公平！”我直言不讳。我很理解邵院长想通过全面宣传学院，借此扩大学院知名度的愿望，也并非就一定驳他的面子。我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既从实际出发，又不违背报社要求的办法。他有想法可以当面提出来呀，怎能在学院班子会上不说，却捅到报社领导这儿呢？我是报社派去的记者，报社在没有发现记者采访出现什么问题时应该相信自己的记者，怎能不听听记者的申述，就听信被采访者的意见？

　　“你们哥俩儿怎么吵起来了！”吴老师面带笑容，推门进来问道。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抬高了语调，颇感不安，“没什么，吴老师，我是在大声向社长汇报呢！”中田凝重的神态已松弛下来，“老吴你先出去一下，我再与玉来谈几句。”“说吧，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中田的语气缓和下来。“稿件还由我来写，现在还没有把我换下来的理由。”“好吧，你小子脑袋的确难剃！”中田的话像是气话，听了却透着肯定。“这要看谁来剃，‘太岁头上动土’也得看对象呀！”我笑着说。第二天，老李问我与中田谈得怎么样，我就说了一句话：“还是由我来写。”

　　我连续写了7稿，完成了吉林师院这篇稿子。送审时稿件受到邵院长和院领导们的一致肯定。邵院长要看底稿，我不知何意，便给了他。谁知他让人印下来，说要让中文系的同学们看一看，大报的记者是如何对待写作的。稿件在教科文版头条刊出，还配发了我写的一篇评论。“真没想到，大作产生这么大影响！不过，你也把我们‘坑’苦了！”邵院长在电话里对我说。原来全国大约有80多所高校前来参观，包括首钢在内的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也来学习他们后勤改革经验。几年后，一次报社梁衡副总编来长春，已从院长岗位退下来、仍任杂志主编的邵守义来看望梁总，与我谈起那篇稿件仍然津津有味。我注意到，稿件的一些提法大体符合两年后国家教委提出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精神。

　　事后我曾想过，自己为何敢于那样不计后果地直抒己见，一点顾及都没有？想来根本原因是把中田当成了“领导朋友”。朋友之间就应该是坦诚相见，直抒胸臆。朋友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决不会怀疑我的真诚。何况中田的关爱在我的内心已打下深深的烙印，早已把他当做可亲可敬，可以敞开心扉的兄长。以后见面，中田和我都未再提及那次争论，我也没有由于那次争论与他交谈时变得谨慎起来。但中田毕竟是社领导，听带有火药味很浓的意见依然那样不愠不火，足以说明他是一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人，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田的虚怀若谷、胸怀广阔。

　　“为一篇好稿作检查也值得”

　　一次到中田办公室，中田颇感为难地对我说，收到十来篇吉林各级领导的理论文章，你说这怎么办？那时他刚担任报社总编辑不久。我知道中田是一位人际关系很好，又很重情谊的人，可能感到不太好处理。这件事给我很深印象：总编辑虽拥有稿件发表的决定权，但批一篇稿子也是颇费思量，颇费踌躇的。暗想千万不要为稿子令中田为难。

　　中田任总编辑大约三年半时间，我找中田批了两篇稿件。其中一篇稿件，我请中田做了一个不带倾向性的批示，稿件没有发出来，我也没有再找他；另一篇稿件，没想到给中田添了很大的麻烦，他还为此做了检查。

　　1999年春节前，中宣部发出通知要各大新闻媒体宣传几位拥军优属先进典型。老拥军模范、延吉市民政局优抚科长宋顺女是其中之一。几年前我与吴坤胜到延边时，曾一起采写过宋顺女，此后我便与宋顺女建立了联系，等待机会好好报道一下这个典型，此次如愿以偿。宋顺女只与在部队当指导员的丈夫度过25天新婚蜜月，丈夫便因在一次施工中抢救战友成了高位截瘫的伤残军人。她27年如一日悉心照看共和国功臣的动人事迹，她“爱祖国就要为国家分忧”，“为牺牲者做出牺牲，为奉献者做出奉献”的崇高情怀，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返回长春，写出初稿的字数与化纤厂那篇一样，也是6800字。送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初平、政治部副主任高凤楼审阅，他们认为写得不错。省军区对宣传这个典型相当重视，希望能够多发一些文字。“如果需要，我去你们报社见一下许总编。我和他还是很熟的。”初政委说。我谈了报社的有关规定，说超过3000字的可能性很小。没想到初政委真的带两名随员与我来到报社，一起见了中田。时值春节前夕，版面相当紧张。中田留下了稿件，诚恳地说：“尽量争取吧！”并未做出明确答复。

　　初政委见过中田，又向有关部的领导表达了此行的心愿，就回长春了。稿件见报的前一天早上，我打电话到中田家，询问这篇稿件的命运，中田要我马上去他家，上午他要出去开一个会。见面后，中田说“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这几天版面太紧了！”我正不知所措，中田旋即又说稿件看过了，确实不错，但说“你怎么一写就是6800字，压到5000字吧！再写个编者按，交给研农同志。”又似轻描淡写地说，题目能不能就叫《当代红嫂》，删掉后面“撼人心”三个字？我不禁眼前一亮，真乃画龙点睛，神来之笔，不仅点出主题，还为文章增辉不少！回到招待所，我匆匆赶写了编者按，立即送给了张研农副总编（现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稿件见报的第二天，在一位部领导那里见到了报社2月5日《每日快讯》刊发中田的以《“规定动作”创新处理》为题的批示，批示说“本报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规定动作’，这是本报性质决定的”，“但是，如何完成，如何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有效完成？我想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中田谈到有时间、版面位置、文字长短和装饰烘托“四个余地”。中田指出，“同样是‘规定动作’，但分量、内涵肯定不会一样，比如今日见报的《当代红嫂》，我们做了突出处理，恰恰是从典型本身的分量考虑的，避免了有些人认为的‘每年都要推出拥军优属先进典型’的‘应景之作’这样的‘成见’，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对于特别重要的典型及其他报道，我们要不惜笔墨和版面”。我收起了这期《每日快讯》。

　　不久，《新华文摘》转载了《当代红嫂》，还上了封面要目。

　　事过半年多，一次我到中田家，交谈时话题转到了当时业已结束的“三讲”。吴老师说：“你知道吗？老许还为你写的那篇拥军模范作了检查呢！”我吃了一惊，“是吗？为什么？”中田向吴老师打了个手势，“别瞎说！”吴老师并未理会，接着说：“好像是稿件已决定发3000字，你又找老许，非要发5000字，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没想到我惹了这么大的祸！”我的内心顿时沉重起来。中田说，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也有很多不足，总要在“三讲”中作检查，何况在这件事上我确有应该检查的地方。

　　“我记得《当代红嫂》发表的当天，你就写了一篇针对这个问题的答辩词。”我对中田那个批示记忆犹新。既然你认为对《当代红嫂》做突出处理，是从典型本身的分量考虑的，而作为总编辑你又有做出这种裁断的权力，可你还要检查，“是不是有点不那么实事求是？”

　　“这可是实事求是的！”中田神情严肃起来，“你说得没错，那篇稿件本身理应突出处理，总编也有这个权力。可有一个情况，你当时是不了解的。”原来中田看过那篇稿件，觉得不需要作批示，按正常程序就能够满足初政委和我的愿望，便没有发表意见。“我要你去研农那里送编者按时，夜班已在头一天就排出了小样，版面是按3000字安排的。不少人都付出了劳动，稿子又不是急件，突然打乱计划，“你说有意见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不该检查吗？再说，问题的确出在我身上，不是你和那篇稿件引起的。”

　　我无言以对，内心悔恨交加：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我写的一篇稿件成了中田在“三讲”中的一项检查内容呀！

　　“不要想那么多了。为了一篇好稿，作检查也是值得的！”中田安慰说。看着中田那真诚的面孔，面颊浮现的真诚笑容，我不禁怦然心动，好像遽然又探寻到中田心灵世界一个感人肺腑的侧面：我理解了什么是严以律己，什么是宽以待人，什么是领导者应有的风范。

　　（张玉来：人民日报驻吉林记者站记者）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关于我们　人民网地图　帮助信息广告服务合作加盟　网站声明　招聘英才　联系我们京ICP证000006号人民日报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