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许中田同志(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3日17:05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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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毅鹏

　　我和中田同志的接触是从1986年开始的。当时他在吉林省辽源市任市委副书记，主管文教。我在省委理论刊物《新长征》杂志社作副总编辑。那年秋季，我和编辑部王文奇同志一起去辽源组稿，同时也希望了解一些地方上对刊物的意见。

　　第一次见面，中田同志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为人热情、质朴、坦诚、谦逊，让人容易接近。

　　当然，同中田同志见面之前，对他就早有耳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我在吉林省教育学院教研部工作，省教育厅领导希望我去筹建中的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帮助厅里物色有理论修养、有教育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同志到所里工作。于是，我去找东北师大教育系的赵家骥同志。他首先向我推荐的就是中田同志。他和中田同志有师生之谊，对中田同志很了解，认为中田同志素质好，人好处，有实际经验；写作能力、研究能力都不错，适合到研究单位。那时中田同志在辽源市第五中学，也有调到研究单位的想法。我把赵家骥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向厅里的有关领导同志报告过。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中田同志在辽源已被提拔起来，先做部门领导，后做市政府和市委的领导，工作责任心很强，有能力，对自己要求严，上下口碑都不错。

　　我和中田同志接触多起来，还是他到省出版局任局长以后的事。由于业务方面的关系，每次去出版局，都有机会和他聊上几句。他到省委谈工作之余，也常到杂志社来坐一坐，或者把他想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稿直接送过来。一有新出版的好书，也常送几本给我。接触的多了，也是无话不谈。当然谈的更多的还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理论战线上的一些问题。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和中田同志的确相处得很好。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作风朴实，待人以诚，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1989年秋冬时节，在地厅级干部选拔中推行了“一推双考”的改革试点。省教委主任陈谟开同志派人事处长，动员我参加“一推双考”，希望我回省教委给他做副手。我参加了干部选拔考试后，中田同志先后几次到杂志社来找我，希望等组织部考核合格后能去出版局。当然，去出版局工作也是很好的，但由于我答应教委在先，就不好再答应中田同志了。当时中田同志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内心总觉得有些歉意。

　　然而，后来我既没能去省教委，也没能去省出版局，而是把我派到省社会科学院做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对于这个任命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既然是省委的决定，作为一个党员我只能服从。

　　去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同中田同志的接触要较之他在出版局时更多些。因为我去社会科学院不久，中田同志就调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而社科院正是宣传部主管的单位之一，许多工作都要向他汇报。中田同志对我仍一如既往，从不居高临下，打官腔，强人所难。常常能体谅别人的难处。

　　1991年春，胡绳同志提出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要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社科院的名义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经省委同意，由原省委副书记于琳、省委宣传部长胡厚钧、吉大和师大两位教授，加我共五人参加那次学术会议。我写完了论文的前三万余字，中田同志打电话要我去部里，说省委要在“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时也要开一次规模大一点的会，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作报告，让我先放一放手里的工作，考虑报告怎么写。这样一来我压力很大，很担心论文写不完或写不好。我只好如实地向他说了我的难处。中田同志听了以后，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说你可以先考虑个思路，让年轻同志去写，丝毫没有不愉快的意思。由此我体会到中田同志是很能体谅别人的，也反映了他对学术活动是十分重视和支持的。

　　在省社科院我曾主持过“中国新时期学术思潮”项目的研究。目的一是要把全院各所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二是想对众多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作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可当时院里科研经费很少，中田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建议在省社科规划中立项，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经费。在研究和出版过程中他都对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这项研究成果后来在吉林省教育出版社共出版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美学、教育学等8卷。

　　1992年秋我调回省教委以后不久，中田同志被提为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与他的接触自然也很多。省委宣传部召开一些座谈会、调研会或咨询会等他常常点名要我参加。我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他都给过我许多具体的帮助。至今有些事情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象。

　　1993年，有一次去吉林大学看望校长伍卓群同志。交谈中他对我说上海、北京、江苏等一些高校纷纷来吉大挖人，特别是来挖院士。不知省里能不能给院士一些地方补贴？如果能给补贴，对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及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是有好处的。伍卓群同志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天我从吉大直奔省委去找中田同志，恰好他不在办公室，我就去敲省委秘书长苏荣同志的门。现任青海省委书记苏荣同志那时是省委常委，对吉大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对我说他会建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去吉林大学调研、开座谈会。到时候可以请吉大直接把问题与要求提出来。

　　过了几天，省委书记何竹康、副书记王金山（现任安徽省省长）以及苏荣和中田同志真的到吉大召开了座谈会。对会上提出的院士补贴问题表示要认真的研究。中田同志和陈谟开同志还建议，地方财政补贴的范围最好扩大到博士生导师。

　　座谈会以后，教委向省委、省政府正式写了一份关于补贴的报告，送上去。不到一个月，省委、省政府就正式制定了对在吉林省境内工作的院士每月补贴1000元人民币，博士生导师补贴300元人民币的政策。由中田同志主持召开了部分在长春院士、博士生导师座谈会，并在会上正式发布了这个消息。政策出台以后，对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他也给我很大的帮助。1992年我回省教委后，高校理论课按国家规定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几门课程。由于这些课程有些内容比较陈旧，脱离实际，又和中学重复，因此学生不愿学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并与省委及国家教委沟通，成立了省的“两课”改革领导小组，由我主持省高校“两课”改革工作。先拟定了五条改革原则，考虑了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其重点是要单独开设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课。但这涉及课程名称与内容的调整，是件很严肃的事，须经国家的批准才行。那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能否单独设课，争论是很大的。但为了推进“两课”教学改革，我们把具体想法向中田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以后，表示支持，认为改革的方向对路，并希望我们能再进一步向国家教委汇报，征得他们的帮助。

　　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教授们的艰苦努力，我们先后编写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用以代替《中国革命史》；编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用以代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者主要讲毛泽东思想，后者主要讲邓小平理论。加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德育教材，由省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和1997年先后出了两版，供省内高校作为试用教材使用。

　　在中田同志调到《人民日报》之前，他一直关注着这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写大纲他也很细心地审阅过，并在个别部分作过修改。他调到《人民日报》之后，在电话中还几次问到过教材的再版情况。可见他对学生的思想理论教育也是很关心的。

　　中田同志虽然患有心脏病，但他走得那么快我是从未想到的。中田同志与我同岁，都是1940年出生，和我有许多共同语言。他没有读过高中就直接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人很聪明，学习很刻苦，也很注意个人的思想修养。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写过一本论青年干部修养的书。提到省部级岗位后，也一直保持着布衣的作风和教师的本色，从不夸耀自己，对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同志，对下属和从前的朋友，一直都很尊重，很热情，从不让人有受到冷落之感。我想这可能是他做人最成功之处。

　　他调到《人民日报》之时，我是替他高兴的，虽然由于两地相距较远，来往不像在省里那样方便，但我还是借出差的机会去报社看过他几次。每过一段时间，也总能互相打个电话问问彼此的情况。最后一次见他大约是1999年五月或六月间，在他北京的寓所里边喝茶边交谈近两个小时。我知道他工作很累，责任心也很强。后来就不便多去打扰他，只是电话里互相谈谈。

　　他的夫人吴老师和我也较熟。家乡有什么事情也常直接打电话给我。吴老师过世以后，对中田同志打击很大。他在电话中曾跟我说，吴老师在世时对他的生活起居极为关心，她突然去世，使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和孤单。后来听人说，省委宣传部老部长胡厚钧同志在京去世时，他几乎伤心过度。可见中田同志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很丰富的。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是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周年校庆的前几天。他说我如去北京参加母校校庆，务必要去他那里坐一坐。然而由于我的原因，北师大校庆时我没能够去。因而那一次的电话竟成了中田同志和我的诀别。

　　从行政岗位退休后，我很少到机关去。中田同志的讣告虽然寄给了我，但他逝去的消息我却知道得很晚。现在想起来甚为遗憾。好在《人民日报》要为中田同志出版纪念文集，借此机会拉杂写一点回忆，以表示我对他的哀悼与怀念。

　　2003年月8月9日于长春寓所

　　（作者为吉林省原教育厅副厅长）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关于我们　人民网地图　帮助信息广告服务合作加盟　网站声明　招聘英才　联系我们京ICP证000006号人民日报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