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余

　　张远山是近年来文坛上比较惹眼的自由撰稿人。他辞去干了11年的中学语文教师职业，跑到体制外发言。与“北漂”一族不同，张远山就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里写作，表现着上海人的聪慧和敏锐。家里的写作比漂泊者的“地下室”写作更接近生活的常识。漂泊者、流放者固然是悲壮的，但是，这种受苦的生存方式毕竟不是常态，支持非正常写作的往往是短暂的激情和一时的妄想。也许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匮乏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普及化。读张远山新版本的《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我的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张远山把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当作人的本性，在他看来，吟咏风月、附庸风雅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遏制审美无异于扭曲人性。革命时代反对风花雪月，因为这些东西太软了，太甜了，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和丧失斗志。但是，革命如果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吟咏风花雪月的自由的话，必然是一种伪革命。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没有风花雪月，生活就没有质量；没有附庸风雅，生活就没有趣味。《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都是没打够仗的革命家，他们有血性、有男子汉气，可是，都像他们那么霸道、粗放，那样扯着嗓子喊，日子就没法子过。生活靠的不是军事命令，而是自我选择、自我调适。风花雪月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多样化生活的一种，取消了它，生活还会持续，太阳照常升起，可是，生活会因此而变得不讲道理、不可理喻。稀缺的总是珍贵的。“文革”结束后，邓丽君的歌曲和琼瑶的言情小说，最终由地下传播演变成一种时尚。张远山宣称自己是“永远的附庸风雅者”，这是因为他把附庸风雅看成是一种向往、一种努力，人们在追求美好事物的过程中，不免要在拙劣的效仿中出尽洋相，可是，没有这个低级阶段，也就没有境界的提升。

　　在小资泛滥的时代，张远山如此热情洋溢的赞美和呼唤风花雪月是不是有些随波逐流？细读张著，我们不难发现，张远山的风花雪月并不是小资那种讲究品牌和情调的物质生活，而是蕴藏在《诗经》离骚和唐诗宋词里面的诗意灵魂，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味道的精神追求。今天，与风花雪月为敌的不再是神圣名义下的革命而是横流的物欲。疯狂攫利的人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观月白风清，听风鸣两岸呢？风花雪月说到底是一种抒情方式，情缘物生，因情造文，而对于利欲熏心的人来说，除了钱，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发乎情呢？打开电视，看到一对相爱的伴侣，一群天真的孩子，一个思念母亲的游子，刚要激动，却发现居然是些洗发液、保健品之类的广告，泛化的功利主义已经把风花雪月逼到了狭窄的角落。

　　风花雪月之所以如此叫人心动，正是在于它的非功利性。人们喜欢一片云、一朵花、一首诗，是不需要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目的和动机的。诗的缺席，使我们的文坛更加直截了当地追求高稿酬和版税。马克思说：“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风花雪月不是诗人的工具，而是诗本身。风景之所以成为风景，是因为它的美，它的韵味，而不是因为它能够赚取门票。看黄金周在如过江之鲫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的游客，有几人能够觅得到风花雪月的柔美呢？商业化侵蚀了山水的灵气，将其变成了制造钞票的机器。

　　附庸风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风雅的认同，即使“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毕竟有一片词心在。而在今天这个以俗为美的时代，你再谈什么风花雪月，人们定会以为你在痴人说梦。在大众文化语境中，风雅因为独居高格，而无人应和。乌合之众的狂欢总是在低水平的重复和模仿中进行的。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因为卖不出去，而被遗弃。朦朦胧胧赞美爱情的时代已经随着舒婷那棵橡树枯萎了，新新人类简单一句“上床吧”让你无话可说。这样一对比，似乎显得张远山心头挥之不去的“风花雪月情结”有些不合时宜。张远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校园诗人，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依然十分浓重。他期盼着在火药味十足的革命话语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斗争话语消解之后，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观念会自然归位，诗学传统会得以修复。用艺术来熏陶情操提升境界是对抗在庸俗现实中沉沦的惟一选择。没有风花雪月的人生是无趣的人生，没有风雅气质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张远山把附庸风雅当成是“一切粗俗中最不粗俗的粗俗”。确实如此，附庸风雅比附庸权力、附庸金钱，更接近人的本质，更容易把人从奴役之路上拉出来。

　　今天，许多恶俗的东西将风花雪月驱散到天外，人们变得越来越势利，越来越俗不可耐，他们偶尔也把风花雪月挂在口头，也去附庸一下风雅，但是，那难保不是在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