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周中质

　　在商榷之前，我得说明一下，我还真够不上是一个“精通洋文的‘学问家’”，更不是一个民主理论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一个喜欢就自己不懂的问题找些资料来澄清一下的学习者而已，甚至于被邵先生称之为“先生”都倍感荣幸。相反，对邵先生我是极为尊敬的，邵先生见诸“网端”的诸多文章，能看到的我均会悉加研读学习，毕竟如邵先生般有着丰厚知识底蕴而又极具社会感的学者当前并不十分的多，为此感动也庆幸着。同时，我也承认，我在“就‘互联网式的民主’与邵道生先生商榷”一文中的观点的确不够成熟（文中已指出）。或许，我不该将被邵先生称之为“有点那个”的文章拿出来，可这正是因为看到了“民主”这一词眼，也因为接受了邵先生所强调的“民主需要宽容”才作如此尝试。令人遗憾的是，邵先生的回应并未能解开我心中的谜团，当然我是原意聆听的。

　　首先，我没有否认“中国的民主只能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发展”，这无疑是真理。但我还是坚持，作为知识、作为世界正在共同努力的民主建设，彼此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和承沿性，走在后面的向前面的学习也是应有之义。这该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具体于民主而言，我在文中也强调了我们没必要必须得按照国外或已有的模式来开展民主建设（原文也已指出），但借鉴和参照难道也会令人不齿吗？哪怕只是看到“阿诺当选州长”这样的“闹剧”也不无收获吧！

　　其次，邵先生指出，“在民主问题上的混乱和歧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问家”实在太多了，谁都搞出一个定义来……这我十分的赞同，而且这也正是我对“互联网式的民主”概念提出的最大疑虑之处。邵先生这个提法算不算得上是一个新概念、一个新名词呢（记得邵先生曾自称是新发明）？有没有可能给民主增加额外的一份“混乱”呢？怎么就能确定这一概念便会是明白无误的呢？当然，邵先生是以“党内的民主”、“社会的民主”、“经济的民主”等概念来佐证的。可我又不得不说，这里面似乎又存在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我当然赞同“党内的民主”或者“社会的民主”本身并无不妥，因其仅是对民主在空间或地域上的限定，这也是民主理念或原则在诸多领域的适用。我的疑虑在于“互联网式的民主”中的“式”字限定上，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该和“党内的民主”的含义并不一样的吧？

　　再次，邵先生也质问道：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比“6800万网民”还少（其实两者刚好相当），是不是强调了共产党员的党內民主也意味着“12亿国人无法享受民主”呢？我想这本来是明白无误的，党内民主当然囿于党员方可享受，要不又何必称为“党内”呢？至于普通民众享受到了党内民主所带来的成果，那也该是另外一码事。那只能说我们党是严守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信条，可这又怎么能说是普通民众享受了党内民主呢？我想这里面该有个直接和间接的区别吧！民主的真谛在于参与，而且是直接的参与，也即我在上文中提及的“动态中、决策中实现民主”的含义。否则，我们也没有必要大力的推进直选、海选了。

　　另外，邵先生文中新提出的，“互联网式的民主”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东西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又让我产生了新的不解，我可从来没有尝试过否定我国的国情啊！即使我赞同或者不赞同“互联网式的民主”这一提法，那和中国国情也没有多大干系吧？而且“互联网式的民主”也应该不会是仅有中国才有！退一步来说，对新概念的质疑也没有脱离我国国情吧！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我对邵先生十篇有关“互联网式的民主”文章中所论及的内容（包括对我文的有些批评）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得除去“这个概念”本身。我赞同我国该对互联网的发展大加扶持，并享受着在互联网上自由遨游的快乐，也殷切的期待着民主能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贡献其应有的力量。但对邵先生的“创新”是否能源远流长，我只能继续等待。

　　或许，这的确是因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为此，我当然得继续学习，而如果我国的“国情”确实无法满足我的需要，那我仍将继续从那些“洋垃圾”中汲取足够的“营养”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