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22日上午10时30分，一中年女子在深圳市梅林一村一家水果超市购物时，偷了4条鱼和几瓶酸奶。结果，超市保安两次强行让该女子手举“我无耻，我是小偷”的牌子当街示众，引起路人议论纷纷。不少目睹者认为，超市这样做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实属有点过分。

　　超市商品失窃是一个全国性的较普遍的问题，但以往媒体大量报道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却是消费者常常成为被同情的弱者。把正常顾客误当成小偷、甚至无理进行搜身的事确实发生过，某些超市的保安人员素质过低、法制意识淡漠确实也是事实，但超市的利益究竟如何保护、依据什么法律保护以及由谁来保护，人们予以分析得并不多。进一步观察之，人们在看待超市失窃问题时，所持的往往是道义标准和法律标准。道义标准每每带有褒此贬彼的倾向甚至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而现行有关法律在有效制约超市偷窃行为上则常常显得无能为力。于是笔者想到：能不能用经济学眼光，以更全面、客观地分析一下超市盗窃现象？

　　在道格拉斯·米勒《我们身边的经济学》一书中，有“犯罪与惩罚经济学”一篇。其中说：“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地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所做的成本—利益分析中做出经济决策。”也就是说，超市偷盗者也会对自己偷盗行为的成本收益率作出预测和选择。假如我们通过分析超市防盗与偷窃者偷盗之间的利益博弈规律，以及由此构成的对正常顾客利益的影响，也许能获得比使用道德、法律分析方法更深刻、客观、细致的结论，更有希望寻找到一种更科学的解决办法。正象经济学家们所设想和期望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帕累托佳境”一样，在围绕超市经营构成的多方利益关系以及与社会的相关性中，也应该探索一种接近超市“帕累托佳境”的途径，通过以最节约的成本实现对超市偷盗行为对有效的遏制，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由此实现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化”。

　　遏制超市盗窃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大偷窃成本。仅从这个角度看，该水果超市让偷盗者当街示众的办法也许十分有效。虽和现行法律相抵触，但我们仍可从“经济”视觉出发承认其某种合理性。超市减少失窃损失无非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增大偷窃行为被及时发现的“概率”，一是对被抓住的偷窃者施以更有效的惩罚，从而减少潜在的偷窃者和诱发偷窃动机的条件。从第一条途径看，包括增加保安数量、以更高的工资待遇雇用素质更高的保安人员、增添更先进的防盗窃监控设备、在其它方面增大有关的管理成本投入等等。而这些，都将直接增大超市的总成本，超市毕竟是要赚钱的，于是，由防盗窃而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很有可能被变相转嫁到正常顾客身上。从第二条途径分析，假如超市抓住小偷后即送公安局、派出所，由于偷窃者所盗商品价值一般不大，可受到的惩罚程度极其有限，故不能有效降低其再次行窃的动机；假如超市不顾现有法律而自行其事，采取的惩罚方式纵然更有效，但却需要承担某种违法风险成本。在两种途径中，多数超市也许会倾向于后一种途径，即在既尽可能严厉惩罚偷窃者而又不至于被追究违法中“博弈”。

　　也许正是由于公安部门依据现用法律条文只能对超市偷窃者（包括其它盗窃行为）施以较轻的处罚，也许正因为偷窃者的犯罪成本没有随着其偷窃“净收益”的提高，以及对偷盗行为的惩罚力度未能随着商家对依法保护其权益的“要求指数”的提高而提高，才导致了超市五花八门的各行其事和更多的违法抓小偷行为，甚至屡次出现打死、打伤人的严重违法犯罪事件。这种尴尬局面，一是增大了整个社会治安的综合成本，二是无法充分发挥专业治安部门的“资源”效率和效益。由此看，对超市偷盗行为的遏制，不仅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反思，也应对现有治安资源进一步予以“整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