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伯饶

　　如何看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理论突破呢？日前，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

　　张卓元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原来不太明显的问题，现在比较突出了。中国改革的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重大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体制建构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五个统筹”首次强调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这些年来我们工作的概括和总结。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改革深化，有些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全面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比如，我们要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放宽农民工进城打工，放宽户籍管理；又如，政府不要成为片面追求GDP的政府，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卫生，要更着重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再如，我们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很好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第二，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实践，股份制、公司制是比较有效的形式，它便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资、外资互相融合，互相参股。其政策含义表现在：我们以后新建企业尽量不搞国有独资，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更加积极地推进股份制改造，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应尽量避免“一股独大”，将来需要国家控股的一些企业，也要搞相对控股，尽量少搞绝对控股；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将来国有资本也可以参股，但要自由交易，公平竞争，不要因为私营企业搞得好，国有资本就插一手，与民争利。

　　第三，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10年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根据这几年的改革实践，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对当前来说特别重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要解决产权清晰问题，使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产权问题对集体企业改革也很重要。前几年，苏南模式因产权不清，发展受到影响，后来经过明晰产权主体的改革，又恢复了它的活力和后劲。我们大力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关键要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严格保护。所以，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要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有人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对此，张卓元认为，还是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来推进。因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密切相关的。国企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都要求更好地实现政企分开。至于垄断行业的改革，也要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即使是审批制度改革，也与国企改革有关，要尊重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必什么都要政府审批。在相当宽的范围内，政府改革与国企改革的要求、内容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协调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