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长盛

　　近日，江苏一家“失物招领公司”挂牌营业，当拾者把捡到的东西交到公司时，公司开具收据，并付给拾得者定金，然后寻找线索联系失主。失物被认领时，公司将根据失物的价值向失主收取一定的酬金，再将酬金的一部分付给拾者。（10月23日《新闻晨报》）

　　拾金不昧向来是无偿的，失物招领公司的新鲜之处在于开了失物招领有偿服务之先河。不过，失物招领公司面临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困境。

　　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作为传统道德来宣扬，而且作为法律义务，每个拾取他人失物者都必须遵守。如果拾金而私昧，可以构成不当得利，金额较大时，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传统道德所鼓励的拾金不昧是耻于言利的。现行的法律也无明文规定失主必须要付给拾者一定的酬金。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但这里所指的“费用”只可能理解为“保管费”、“服务费”和寻找过程中必要的成本付出，绝不是酬金。除非失主自愿给付，酬金是不能强行收取的。由此看来，失物招领公司想要靠酬金“维持生计”，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失物招领公司的困境实质上也是拾金不昧行为本身的困境。由于“无利可图”，一部分拾者对找到失主并不太感兴趣，捡到价值不大的东西，可能随手丢弃；对有些价值的东西，或许据为己有。这无形中降低了“物归原主”的概率。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的编辑两年前做了个试验，他们在世界各地撒下1100多个钱包，统计钱包返还率。在14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的返还率达到了100％，新加坡是90％，中国则只有30％，仅比墨西哥的21％好一点。

　　解决拾金不昧的困境，一是要在道德上容忍拾金不昧者提出酬金的要求。道德高尚虽好，却不可强求芸芸大众都来做道德的圣人。美德虽然无价，但不等于道德水准一般的拾得者没有获得报酬的权利。美德理应受到鼓励，包括在精神和物质上。

　　二是要在法律上规定失主支付酬金的义务，给善行以回报。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其实已经有所规定。比如，日本法律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20％的酬金；德国民法典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德国马克时，有权获得报酬；瑞士民法典规定，遗失物交于失主的拾得人，有请求赔偿全部费用及适当报酬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可以请求其物价值30％的报酬。

　　目前，《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也规定，接受遗失物返还的人，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失物价值3％20％的酬金。如果此建议稿得以实施，将会使更多的失物找到失主。即便是在利益的驱动下，那些本想随手扔掉失物的拾得者，也会多走几步路，把失物送到派出所或者失物招领公司。

　　给美德以鼓励，给善行以回报，美德所蕴涵的价值准则才更容易与社会现实契合，也更能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