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03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42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是一个关系到无数驾车者和行人权利的法律，也是调和和平衡驾车者与行人之间交通纠纷的法律，因而受到人们高度关注。一部法律的出台受到公民的关注这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进步。它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公民都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并且能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的权利都需要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和保障，这种保障需要体现在宪法层面的制度安排上，需要体现在法律的公平规则上，也需要体现在行政部门利用公共资源的模式上，缺一不可。

　　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否定了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的违章行人“撞了白撞”的规定，改为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有评论称，这一规定体现着对生命的关爱、对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保护。至少从普通人的情感来说，这种评论当然是恰当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最早出台这种规定的，是东北某城市，时为1999年8月30日。此后，还有不少省市陆续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如果我们确实关注生命的尊严，那么，这四年来，根据这些地方法规而被“撞了白撞”的行人的尊严，又当如何呢？

　　法律之下的平等也适用于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法律应当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他是走在人行道上，还是坐在汽车中。我们注意到，在讨论《道路交通安全法》时，人们经常谈论“强者”、“弱者”，驾车人是强者，而行人是弱者，不少人认为法律应当保护弱者。

　　然而，对汽车和行人，我们其实是无从区分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的。因为，汽车仅仅是驾驶汽车的人行使其权利的手段而已，在其背后，仍然是人的权利。驾车人的权利，与行人的权利，分属于不同人，只有在法院的诉讼中，法官可以依据权利发生具体冲突时的情节，作出取舍；除此之外，事先对于抽象的驾车人权利与行人权利进行比较取舍，总是缺乏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的，因而，更多地只能取决于作出判断者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往往与其具体处境——比如是有车族还是无车族——有密切关系。

　　更一般地说，在公民的诸种权利，或不同公民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一套客观的标准，精确地计算哪种更重要，因而哪种应当予以特别的保护，而哪种不是那么重要，因而不妨暂时牺牲一下。这样的算计本身人为地在各种权利之间分出三六九等，恐怕有违法律的基本精神。

　　法律应当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法律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正义的法律不追求增加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减少其损失，也不将成本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因为，不管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区别对待不同人，哪怕这种做法得到多数的赞成，也可能使法律本身引起广泛的争议，从而使部分民众对于法律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将对法律的执行造成较大障碍。

　　因此，一部有关交通安全的法规，理应在行人的权利和利益与驾车人的权利与利益，甚至还有交通管理者的权利与利益之间，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其实，这也是任何一部法律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立法者眼中，所有人是平等的；而只有以这种心态制订出来的法律，才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的权利都需要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和保障，这种保障需要体现在宪法层面的制度安排上，需要体现在法律的公平规则上，也需要体现在行政部门利用公共资源的模式上，缺一不可。这样在不同层面上按照各自相应的精神原则作出综合安排，我们或许既可以确保公民之间权利上的平等，又能体现出对于生命的尊重，体现出人性化的考虑。

　　本报特约评论员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