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静 李芸

　　时间：2003年10月28日下午2：30

　　地点：南京大学工会一楼教工之家

　　嘉宾：冯端、茅家琦、王颖、田刚

　　听众：南大青年教师

　　窗外阳光明媚，屋内暖意融融，在一曲《光阴的故事》中，四位大师——冯端、田刚、王颖、茅家琦的思绪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愉快地徜徉，也让台下百余位青年教师崇敬的目光与无数个问号游走在四位大师的治学、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之间。

　　嘉宾背景：冯端，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23年生，江苏苏州人。194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物理系，同年留校任教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冯端教授是我国晶体缺陷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国际上领先开拓了非线性光学晶体微结构化这一新的科技领域。近年来，冯端领导了有关纳米材料科学的研究工作，在金属的磁性和半导体的光学性质方面，取得了独创性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端在领导南京大学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集体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建并领导的“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历次评估中一直名列前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以“凝聚态物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获得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问：冯老，拜读了您主编的《材料科学导论--融贯的论述》一书，它涵盖了诸如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诸多学科，请问，您是如何追踪国际前沿的？对我们年轻教师有哪些建议？

　　答：我不敢说自己在追踪前沿，但我以为追踪前沿首先要对过去有所了解，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当前情况有一些了解。从我个人来说，我曾在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从事教学工作，包括基础学课的教学，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使我对基础学科的内容、结构有所了解，因而能够对正在发展的学科面貌有所掌握。当然对于学科发展未来的方向，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比如问一个科学家物理科技20年后用的是什么器件，谁也答不出来，目前只有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探索，通过一定的实践逐步找出代替现在的器件，这个过程中科学和技术是紧密相关的。

　　问：冯先生，现在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您已八十高龄，身体很好，思维敏捷，请问：您在保健方面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答：自己从不刻意地注意健康，有时靠老伴帮我来把关。我也从来不锻炼，从来不忌口，当然我的老伴不太同意。

　　问：现在南大的青年教师教学、科研以及家庭的压力都很重，刚才有位老师总结说懂得保养不如有个好太太，也有人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您身后的伟大女性？

　　答：我这人不善于处理很多家务事，杂事，爱人的帮助在这方面特别显著，原来要费心去处理的事她帮我都处理了，让我有时间、精力去做我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有个幸福的家对自己的工作是最好的支持。

　　问：陈女士（冯端的夫人），在我们后学的心目中，冯院士的形象高大近乎完美，您能否给我们讲讲冯老在家中的形象？

　　答：在家里他的形象也同样高大完美。要说缺点，我有时有点嫉妒，他看书看得太多，把很多时间放在了书上，减少了他对我的关注。

　　问：冯先生，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为学术带头人，您如何使该实验室全体成员保持良好状态高效地工作，如何使该研究方向一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答：实验室的工作是大家来做的，我一个人不可能撑起来。实验室是不是兴旺发达，首先看是不是有人在努力地做工作，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曾说，判断一个地方能否做工作，只要在周六晚上去看它的实验室晚上有没有灯火。如果有，这个实验室就能出彩。我个人觉得，一个实验室能否出成果，主要是看是不是有一支埋首于实验室工作的队伍。我起的作用可能就是建立起这样一种风气。凡事只要有人去努力，建立起一种团结协作、扎实苦干的研究传统，这个实验室就大有希望。反之，如果实验室是一盘散沙，互相拆台，那就没有希望了。

　　嘉宾背景：田刚，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现代数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系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的中国籍科学家。1998年他被提名为菲尔茨奖候选人，被誉为中国大陆最接近数学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人。

　　问：田教授，您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南京这个城市是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南京在您浓墨重彩的故事中总是被一笔带过，您对这样一片生您养您的土地究竟有怎样的感情？在这个校园里还有您记忆犹新的故事吗？能给我们讲讲吗？

　　答：不愿意讲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感情太深，很难讲。我在南京生活了24年，后来去了北京、美国。童年、中学、大学都是在南京度过的，每次回来都特别亲切。北京很大，但不象南京给我的印象那么亲切。原来在南大13舍住到1978年，从小在那儿长大，童年经常在那儿“打游击”。还记得南苑那儿有片桃树林，小时候都在那儿玩，现在没有了，感觉很失落。

　　问：田刚先生，您从求学到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只看到了您光辉的一面，相信背后也有很多我们不知的挫折，请问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您是如何克服的？

　　答：当然，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只不过程度不同。我刚毕业时，做论文，当时和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有冲突，遇到的压力非常大，不是每个人对年轻人都很宽容，而且竞争很激烈，能否顶住，是放弃还是继续硬拼下去。面临选择时，我选择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坚持做了下去，后来得到承认。幸运的是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耽误，虽然高中时候对上大学想都没想过，但后来由于开放有了考大学的机会。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机会，关键是看你能否抓住机会，好在我抓住了一些机会，今天才能坐在这里。（笑声）

　　问：田老师长期居住海外，据说，您依然保留中国国籍，每次出入境手续都相当烦琐，请问您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答：中国文化对我影响很深，我很难想像去加入其它的国籍，而且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我觉得我做不到。另外，目前我虽然在美国，但我在国内的时间很长，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中国，以后还是会回来的。

　　问：田老师，听说您在南大读本科时做了3万道题，是真的吗？请问在数学研究中基本功的作用？

　　答：3万道题，差不多吧，做学问就要花很多的功夫。我不主张每个人都要做3万道题，当时是没别的事可做，但对我后来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外系的人也有可能做数学家，数学有很多分支，要学的东西很多，只要你选择了你自己喜欢的方向，坚持下去，花上足够的功夫，就能成功。

　　嘉宾背景：王颖，海岸海洋地貌与沉积学家。中科院院士。1935年生，辽宁康平县人。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学专业。1961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副博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学荣誉博士学位。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教授运用地理学、地质学与海洋学相结合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探索海岸海洋的形成演变。在具有地域特点的淤泥潮滩海岸、鼓丘海岸及河海体系与大陆架沉积等方面有重要贡献。近年，王颖又将海陆相互作用研究与全球变化相结合，应用于海岸建设，发展了海岸海洋科学。至2002年夏，已发表专著14册、本人为首的论文110篇。完成近30项中国港口的选址与海岸规划工作，获得成功的应用。

　　问：听说您两个女儿都很优秀，请问您是如何扮演好女科学家、妻子、母亲这三个角色的？

　　答：我觉得我的女儿不是很优秀。大女儿高中毕业后下放，恢复高考以一分之高考上南京大学化学系，自己在外面奋斗，现在在加州作化学制药工作，小女儿开始没有考上大学，第二次考上了上海女专，很能奋斗，现在也在加拿大一家大的集团公司，小小的个子带领着一些白人黑人工作。说她们好，是因为她们没忘记，是中国给了她们教育，给了她们一颗勤奋向上的心。我和爱人是同班同学，两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对孩子的信念是让她们独立。给了她们生命，赋予她们成长，让她们受教育，大学毕业后就不管了，教会她们诚挚待人，追求事业。我没给孩子们带过一天孩子，也就是给她们讲讲故事，实际上她们现在比我懂得多得多。

　　问：您有一颗年轻的心。您长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有人称您为“海的女儿”，请问您喜欢这样称呼您吗？为什么？

　　答：在地球表面，海洋的年纪很年轻，从白垩纪开始，只有几亿年，而我又是从事海岸海洋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大海的女儿。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子女，生命最早起源于海洋，新鲜的空气、风、淡水都是来自于海洋，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风雨的故乡，还赋予了人类很多食物、药类等东西，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子女。

　　问：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想有自己的事业要付出很多努力，尤其像您取得这么出类拔萃的成就就更不容易，您如何看待现在科研上的急功近利？

　　答：我们作海岸海洋研究的，要花很多时间。怎么可能一年之内就写出几篇文章？我反对用文章的篇数看对学科的贡献，这只是一个因子，不是全部。我要对你们说，你们都是青年教师，学什么都要融会贯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能知道要点，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青年教师要安心自己的工作，要掌握文学或科学，还要清楚地表达出来，大学教师和科学家不同的是不仅要自己明白，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明白。人的一生要是活一百岁的话，也就是3万多天，一天就是3万分之一，时间过得很快，要抓紧时间，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青年教师不仅自己要成长，还要教育别人。

　　嘉宾背景：茅家琦：历史学家。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1947年考入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师从罗尔刚、陈恭禄教授等学者研究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茅家琦先生一直重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假说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太平天国史、晚清及台湾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果。先后发表论著14种，其中个人论著7种、主编论著7种，获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次，二等奖1次。此外还发表论文百余篇。

　　问：包括太平天国在内，在南京历史上建都的有十个朝代之多，然而说到南京的城市文化，我们提到最多的仍然是六朝金粉、明代城墙，作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您认为太平天国对南京的城市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也是目前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文化。我以为，太平天国文化对南京文化的破坏作用是事实，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也是一种帝王思想。参加农民战争的广大农民是求生的，正义的，这是大方向，但农民战争领导人的思想包括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是帝王思想。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应该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要勇于自我否定，勇于寻求真理。（掌声）

　　问：您是今天与会四位大师中唯一的人文科学学者，目前我校在文科方面的大师较少，少数学者中存在研究方法浮躁、研究视野狭窄的现象，您对研究中的负面现象是怎么看的？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文科的青年教师提些要求？

　　答：我学的是经济学，1951年毕业，大学毕业我刚开始被分到图书馆工作，在书库里看了一年的书，对人生的转折起了很大作用。在那里我知道古今中外还有这么多事，有这么多书，感到要通古今之变。坦白地讲，大学四年真正只读了一年的书，二年级开始不久淮海战役开始，上课时空投食物的飞机天天从头顶飞过。工作后有空就到图书馆读书，老一辈学者都是看了很多的书才写书，厚积薄发。罗尔刚先生为写太平天国的书时到南京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查资料，后来搜集到1千万字的资料。怎么可能一年之内写几篇文章、几本书呢？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都是不应该的，人文学者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浮躁是不能出成果的，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我很担忧。

　　问：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浩如烟海的史料，但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自己的成熟的历史观，您对此怎么看？或者说，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哲学？

　　答：这个问题很大，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好的历史观，司马迁就不错。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要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了解整个历史的发展，不能人云亦云。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具有文献学家的实证功夫，还要具有哲学家的思辨精神，更要有一种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来统帅科学和民主的话，科学和民主就会步入歧途。人文精神很重要，现在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人生体验。

　　问：通常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大学者是白发苍苍，常年埋首于故纸堆中的形象，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学者的职业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情趣和爱好之间的关系的？您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答：老一辈人文学者都有个优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看书、读书。像罗尔刚先生八、九十岁了，一天到晚还在书斋里看书，晚上9点以后别人都休息了，他才从三楼的家里出来，来回爬楼梯，锻炼身体。老一辈对名利都看得很淡，视之为身外之物，如果计较名利的话，整个思想境界就不会放在读书上，计较还会让心里不愉快、发火、生气，影响身体健康。我以为人文科学学者要安贫。在名利上要有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我现在很遗憾的是，什么都不会，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年轻时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书，牺牲了许多爱好和文艺活动，现在觉得非常遗憾。（人民网南京10月29日电）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