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车一出京开高速就放慢速度，刘川知道，他们即将到达旅途的终点。

　　或者，也是起点。

　　这条路一点没变。路边的建筑、树木、行走的人，依然如故。改头换面的，仅他一人。

　　囚车停在了天河监狱的铁门前面，押车的分局民警跳下车，与守卫的武警按章交涉。少时，电动铁门徐徐打开，囚车缓缓驶入，在大门和监区的隔离地带停留，接受电子摄像头从四面八方，包括对囚车底盘进行的监视搜索，确信正常后，第二道电动的铁网大门，才隆隆打开。

　　进入这道铁网大门之后，就进入监区了。从这里开始，刘川看到的每一位身穿制服的干警，都是自己的熟人。他们彼此相见，本应关心问候，热情寒暄，谈笑彼此燕瘦环肥……此情此景，疑是昨日，其实早如隔世。

　　囚车开进监区顺行右转，沿着广场边缘的马路平稳绕行。广场中央凤凰涅磐的塑像，在阳光的反衬下只是一个灰暗的剪影。车上的目光都被那只巨大的凤凰吸引过去了，这些初来乍到的犯人与刘川不同，也许没人知道这只大鸟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囚车最后一次停下来了，刘川明白，该是到站下车的时候了。果然，押车的民警很快发出口令，犯人们随即抱着行李走下汽车。民警就在这幢停车楼前，与天监的干部交验一应文书。那些文书并不复杂，除了起诉书的副本之外，还有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等等，还要交验每个犯人被暂扣的私人物品。交验完成后，分局民警逐一打开了他们的手铐，交给了负责接收的监狱民警。接收他们的几位监狱民警刘川都熟，为首的一个刘川差点脱口叫出名字，他就是当初和刘川一起执行“睡眠”行动的冯瑞龙。

　　犯人们被带进楼内，一字排开，各自的行李放在各自脚下，冯瑞龙站在队前点名。他声音平淡地挨个叫着犯人的名字，叫谁谁喊“到”———段文奇、李玉章、刘晓柱、孙鹏、刘川……叫到刘川时冯瑞龙抬头看了刘川一眼，刘川也看了他一眼。刘川也知道自己的目光与管教如此对视，在这个地方就是成心犯刺儿。但也许曾是熟人的缘故，冯瑞龙没有开口训责。

　　然后，他们被带往楼内一条笔直的筒道，在一个房间门口被命令止步，同时被命令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发了一根体温表让大家轮流夹在腋下，测量体温。楼里尚未烧起暖气，刘川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身边的孙鹏把脱掉的上衣又披在了肩上，其他人也就全都披了上衣。冯瑞龙从屋里走出来，板着脸看他们，没管。

　　已经试完表的人被逐一叫进屋子，叫到第三个时叫到了刘川。刘川进屋后径直走到一张桌前，入监体检的全套程序他都清楚，完全不用民警预先指点。先测身高，又测体重，然后坐到一位医生面前。对面的女医生他也挺面熟的，但叫不出名字，他在天监真正上班的时间毕竟太短。

　　女医生也认识他，但还是按程序逐项发问。

　　医生快速地给他量了血压，问了体温，把这些数字快速记在体检表上，然后，快速地说了一声：“行了。”

　　又一个犯人被带进来了，刘川立即离座走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接受一位男医生的继续检查。刘川记得那位男医生姓薛，但叫不全名字。他一走进这间房子，男医生就让刘川自己把身上仅剩的一条短裤脱掉，然后一丝不挂地挺直站好，两手向前伸直，手心手背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下；又让他张开嘴巴，看看口腔及牙齿，然后让他放下手臂，自己抬起生殖器让医生查看有无性病；又让他转身自己扒开臀部让医生检查肛门；又弯下腰来检查双手可否触地；又让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用手摸肚子，翻眼皮，口中同时不停地问：得过什么传染病吗，得过肝炎、肾病、结核、性病、麻疹、低血糖吗……刘川机械地一一回答“没有”；又检查皮肤，又问：身上有脓疮吗，有疤痕吗，有刺青吗……等等。

　　检查完身体，出门穿上衣服。犯人们重新列队，在筒道里抱起自己的行李，走出楼门，穿过广场，向另一座楼走去。刘川知道，他们要去的那座楼房，是天监的一监区。天监的入监教育分监区，就设在一监区里。

　　连刘川在内，6个犯人成一路纵队，在一名民警押解下，向一监区走去。监狱大院的每一条道路，对刘川来说，都是那么熟悉，虽然他和其他犯人一样，全都低着脑袋，只看自己的脚尖走路，但这里的每个路口，每个岔道，他的心里全都有数。在一个拐弯的三岔路口，押解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一声：“停下，靠边！”大家便一齐止步，停了下来。

　　（节选自《深牢大狱》，海岩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