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哈姆雷特我们有卡拉玛佐夫！

他们有哈姆雷特我们有卡拉玛佐夫！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9日13:45 青年参考

 　　编辑打电话通知我进了“NBA决赛圈” 　　问：你是怎么争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　　答：得奖不是我自己争取的。是出版商选送参选的。我的编辑打电话说：告诉你一个“goodnews”，你进了“NBA决赛圈”！我还以为是美国篮球协会呢（美国全国图书奖的缩写也是NBA———整理者注）。　　问：你自己认为《等待》为什么获得青睐？　　答：我想大概是因为其风格。　　问：你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仅次于诺贝尔奖，你认为得奖是以你的英文文学造诣本身取胜，还是以你写的情节内容取胜？如果你写美国题材，是否能够达到同样水平？　　答：美国国家图书奖与诺贝尔奖并不一样，诺贝尔奖是对一个作家一辈子文学成就的褒奖，而美国国家图书奖是每年一评的，评的就是一本书，那一年谁出书了谁才有机会。这个奖之所以有权威，有评委的因素，评委一定得是内行。评小说，就是5个小说家当评委，评诗，就是5个诗人当评委；评委每年一换，不像瑞典文学院院士那样搞终身制。获奖当然也有运气因素。我后来知道，我获奖的那一届5个评委，两位投了我的票，两位没有反对我，但是投了另外一本书的票，最后评委会主任投了我的票，三比二。不过，击败当年的几部入围的候选作品，我还是有自信的。这一点其他候选人也有过同感，有一位候选的女作家就说过，败给哈金她服气，要是败给其他人她就跳楼去了。　　至于说如果写美国题材是否能获奖，这不好说。每一部作品都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认为，高水平的大的失败，比低水平的小成功有意义，所以，值得将眼光放宽一些，冒冒风险。　　问：得奖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第一，今后出书是没问题了；但是第二，文学追求上要再提高就难度大了；第三，工作饭碗就稳了———我被传统上就是美国小说大本营的波士顿大学聘用了。　　没得奖的作品并不是不好，得奖的作品也并非一定那么完美，不要把奖项看得太重。奖项不过是一种“噪音”，重要的是把作品用心、尽自己的能力写好。　　《等待》这本书我前后改了50遍　　问：《等待》这部小说有真实的人物故事基础吗？　　答：有真人真事的原型。1985年，我与太太回山东曲阜当军医的岳父母家，太太指给我看远远的一个人说，那人等现在的妻子等了18年，结婚以后却相处得不好，现在他妻子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快要死了，他让孩子捎信要前妻等着他，他的前妻还是小脚呢。虽然就是那么远远看了几眼，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想，一个好人，等了18年才好不容易到了一块，怎么就过不好，又让前妻等他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不过，我当时没有打算写成小说。　　问：你用中文出过书吗？谈谈你出第一本书的甘苦。　　答：我没有出版过直接用中文写的书。第一本诗集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的，当时遇到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读了我的诗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他们大学的出版社出了，轻而易举，我也没当回事，但这本书实际上并没卖出去几本。后来有了工作之后，原来愿意帮我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对手，以前的路都被堵死了。我把第二本诗集寄往好多家出版社，都被退稿。　　问：你怎么想起来要写《等待》呢？　　答：我动念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只有长篇小说才可能被商业性的大出版社看中，出了长篇才能保住教职。当时有家小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但有个条件，需要加100页小说合在一起，小说与诗歌一半对一半。我就匆匆用这个素材写成了100页小说，但心中有些惋惜，觉得这应该是写长篇的题材。正巧这时，又有一家小出版社愿意出我那本诗集，不要别的条件，于是我赶快从前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撤了回来，重新构思充实写成长篇。　　问：你请美国人帮你改稿吗？　　答：《等待》是经过编辑的。美国出每本书都要经过编辑和 copyeditor这么两道关。比较好的编辑会在一开始就一步步指导你如何去写，写完后又有 copyeditor来编辑书稿。《等待》一书的责任编辑非常忙，没做什么，只有第二步的 copyeditor。写《光天化日》的时候，编辑是一个南方小说家查尔斯·伊斯特，他写了两页半的修改意见，我后来给他打电话道歉说出了这么多错，他却说，他编这个系列十五六年了，这是头一次写少于10页的编辑意见呢。那次是个转折，从那以后我的信心就提高了。　　我自己要改很多遍。所有的作品我都先用手写一遍草稿，再输入电脑，一边打字一边修改，相当于再写一遍；然后在电脑上改，改到不能再改为止。这时再把文稿打印出来，用不同颜色的笔改了又改，直到再也改不动了。《等待》这本书，我前后改了50遍之多，到后来连看也不想再多看一眼。　　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作家应具备什么素质？　　答：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说过一句话：天才就是一个长长的耐心。他的天分其实并不是很高，有个周末，朋友们约他出去玩，他不去。朋友们回来说那地方真好玩，玩得很开心。福楼拜说：“我也很开心，我做了件很重要的事情：星期六把一个分号放进文章里，星期天又把它从文章里拿出来了。”———作家要有这种“分号精神”的韧劲。　　“背叛”了一次不能再“背叛”第二次　　问：今后是否愿意用中文写作？　　答：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原来认为，将中国的生活体验写成文学，是一辈子也写不完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真正从心里出来的题材开始是在美国的生活了———我教英语写作，自己不搞英语写作也不行。已经在英文写作的路上走了15年，如果这个时候再回到中文写作，等于一场战役打了15年，撤了兵去打另一场战役。当年决定了用英文写作，意味着一次“背叛”，我不能再回头去用中文写作，那意味着要再一次“背叛”。回去用中文写作就要重新开始，时间、工夫、能量、生命，有多少能花在上面？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中文写作的人才很多，空间已经不大，我就别来争了。我们这些在汉语文化边缘的人，不可能产生像王安忆、余华那些作家的影响力，去争什么呢？　　人类文学的主流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要去学习、去借鉴、去竞争。要努力与优秀作家同步，不要只是“跟”。美国作家谈到英法作家时觉得可以平起平坐，对苏俄作家则是甘拜下风。那么我就去走苏俄作家开辟出来的文学大道。大道旁边，许多有强烈创作个性的作家像博尔赫斯、大川健三郎，开辟了小道，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风格，但那些小道只属于那些作家自己，我们还是应该走在大道上。　　问：你昨天晚上用英语向美国听众演讲，华人读者与英文读者提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不同？　　答：美国读者的提问是不大一样，他们会问些更具体更实用的问题。我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时，那里的听众会问我：“你怎么找到出版经纪人的？”———南方很多家庭妇女很有空闲时间，每个人都在写小说；就像洛杉矶那里每个人都在写电影剧本一样。　　问：你的下一部作品是写什么？　　答：WarTrash，这是个关于朝鲜战争的长篇，明年秋天出版。写一个志愿军俘虏的故事，被俘后在一个个俘虏营转来转去，到了美国，最后又回中国……有500多页，涉及美国的情景多些。这是一个转折———从写中国向写美国生活的转折。（本报特约撰稿人季思聪、心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