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可避免的一天终于到来了，约瑟夫向她扔下了炸弹。他说，这场婚姻已经死了，我已经爱上了其他人。

　　那一段时常在耶路撒冷看到奥尔布赖特的身影。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外交一把手，这个女国务卿穿梭中东，试图在局势全面恶化之前缔结一个艰难的和约。一个初夏的早晨，身边的CNN记者在室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因为没有被排到发问，就高举起手中写着CNN字样的牌子，要求奥尔布赖特回答一个问题。那个记者就是这样称呼她的：“ MadamSecretary（女国务卿大人）。”而今，这成为了她自传的书名。

　　奥尔布赖特的自传和克林顿夫人、参议员希拉里的自传几乎是同时摆上书架的。希拉里的书名叫做《亲历历史》，而奥尔布赖特的至交、《纽约时报》巴黎分社首席记者伊琳·西奥里诺则把奥尔布赖特的人生概括为《Accidental History（偶然历史）》。

　　确实，这位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国务卿的人生中充满了偶然，她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一种概括：1937年她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是纳粹“偶然”入侵，她或许将注定终老在那里，但当外交官的父亲带着孩子逃到了伦敦；二战后，如果不是东欧局势“偶然”的变化，奥尔布赖特也不可能随着父亲再度流亡到美国；而不到美国，她就不会“偶然”遇见她后来的丈夫约瑟夫·奥尔布赖特……

　　约瑟夫是奥尔布赖特生命中最大的偶然：如果约瑟夫没有为了一个美女而离弃她，奥尔布赖特可能至今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永远无法取得今天的职业成就。但奥尔布赖特本人说，她宁愿自己仍为丈夫所爱，当一个平凡的主妇，也不愿因为丈夫的变心而成为一个女国务卿。

　　直到今天，在《女国务卿》这本回忆录里，奥尔布赖特仍然甜美地记载着她和约瑟夫的情史：在她还在卫斯理大学念书之时，她就碰到了约瑟夫这个“神奇地降临在她身边的王子”。对于长相普通的未来女国务卿来说，约瑟夫年轻、英俊、高贵、富有，奥尔布赖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就像“辛德瑞拉（灰姑娘）”。

　　6周后，约瑟夫向她求婚，还在读书的奥尔布赖特立即答应了，因为她想嫁给这个“最接近完美的配偶”。尽管要让约瑟夫掌控了一个媒体帝国的家族接受阶级地位不高又其貌不扬的奥尔布赖特花费了一番波折，但他俩最终还是结婚了。婚后的奥尔布赖特忙于相夫教女，她随着当新闻记者的丈夫在各个城市之间搬来搬去，并养育了3个女儿。

　　但那不可避免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82年1月，约瑟夫向她扔下了炸弹。奥尔布赖特在书中回忆说：“乔（约瑟夫的昵称）和我坐在我们起居室的扶手椅上喝咖啡，这是我们做过一千遍的事情。但那个早晨是不同的。刚刚从国外采访回来的乔说，我们必须谈谈。根本没有任何警告，他说：‘这场婚姻已经死了，我已经爱上了其他人。’我的丈夫告诉我，他将在当天下午搬出去，移居到他所爱的情人就职的城市亚特兰大。除了说她更年轻、更漂亮之外，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像所有不幸的家庭一样，约瑟夫实际上对婚姻不满已经有很久了。奥尔布赖特痛苦地回忆自己可能错过的信号，她不知道是哪个事实让自己更痛苦：是约瑟夫根本不容许商量的口气，还是他说她“已经老了”，或者是因为约瑟夫根本不关心她痛苦的原因？

　　奥尔布赖特在书中说：“那之后的几个月真是一种酷刑。显然，乔真心想离去，但搬到亚特兰大后，他显然要么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对了，要么对他通知此事的方式有点后悔。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他甚至用百分比来形容自己的爱情：我爱你60％，爱她40％。而另外一天，他会说：我爱她70％，爱你30％。”

　　一度，这段婚姻有挽回的可能：约瑟夫许诺，如果他获得一直在追求的普利策新闻奖，他将和她复合，否则双方还是离婚。那一年的4月12日，电话又响了。奥尔布赖特写道：“是乔，他说：‘我没有得奖，所以我就回亚特兰大了。’”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婚姻的最后终结。当时她已经45岁了，虽然她已经在抚养孩子的间歇拿到了公共法和政府管理的博士学位，并开始迈出了自己职业政治家生涯的最初几步，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朝这条路走下去。奥尔布赖特承认，婚姻对她是最重要的，如果她当时能够劝说丈夫留下，她“会放弃任何当职业妇女的念头”。

　　多年的婚姻生活使得她根本不能自己作决定，甚至去杂货店都是以满足乔的需求为主。但现在，她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她在书中说：“和所有新离婚的人一样，我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社交生活。要知道，我从2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另外一个男人。因为乔在离去时对我外貌的评价，让我毫无自信。我的上一次约会是在1950年，而现在已经是是1980年了。我感觉是像是一个45岁的老处女。”

　　生命中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补，而一旦她开始为自己的人生作决定，她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天分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了出来。由于她的教授布热津斯基已经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她的桥牌搭档又是《华盛顿邮报》的传奇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奥尔布赖特拥有了从政的资源。勤奋加上睿智，她最终登上了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国务卿的宝座。

　　奥尔布赖特幽默地说：“今天，如果我和其他人‘交往’，我必须要担心性病或者艾滋病了。每当这时候，我就对乔重新生起了愤怒，因为他逼得我要在这样的年纪去应付这样的事情。但我现在学会了独自生活，独自去看歌剧或者音乐会，我可以拿着一本书去就餐，尽管我仍然认为在国外这样做比在华盛顿这样做更容易。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去了壳的鸡蛋。当我在1997年成为国务卿时，我意识到，或许其他人可以做到，但如果我仍然没有离婚的话，我永远不能爬到这样的高度。尽管如此，我仍然对离婚感到深深的痛苦。”

　　那对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奥尔布赖特是怎么看的呢？她写道：“我不认为内阁应该扮演道德牧师的角色。我从我亲身的经历中学会了一点：当一个男人在性的问题上撒谎时，永远不要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