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捷认为，摄影入行是有些难，但只要自己喜欢，加上彻底地放下面子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入门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自己了。

　　根据他的经验，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多看多模仿前辈摄影大师们的作品应该是捷径。

　　另外，摄影其实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摄影师的经历、素养和对事物的最基本看法，决定了其能做哪一门类、哪一种风格的摄影师。前提当然是还要有那么一点点天分。

　　于捷并不认为在摄影表现的对象———东方和西方人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距。于捷不讳言自己的明星崇拜，他喜欢徐静蕾和伊能静，而且自我感觉把她们拍得不错，但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东方人的文静、含蓄和漂亮之类，他认为这是没有性格的代名词。“我就是要拍出东方人的野性、活力、张扬和酷劲儿。”

　　戴一顶黑色鸭舌帽，满脸的胡子，憨厚得农民似的，一件别人看来并不是太好笑的事都要咧开大嘴，笑容从嘴边逐渐扩散到眼角，声音很大地笑一回，这就是目前担任《中国时装》、《时尚》、《Miss现代服装》等权威刊物封面的特邀摄影师、中国时尚先锋摄影师于捷？但和他的泰国同事讲话，又是一口简单实用的美式英语，像是一个留美的“海龟”，应该不会错。

　　于捷最初能走上摄影这条路，居然是摇滚歌手张楚的功劳。那时于捷在西北政法学院读法律，对摇滚感兴趣；张楚当时还没出自己的专辑，只是在小圈子有些名气，他到北京闯天下，钱花完了就又回到了西安。经朋友介绍，他和张楚熟了起来。学法律他觉得很是枯燥无味，很喜欢艺术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摄影怎么样？很有意思又和艺术沾边。张楚建议他。那时已有台湾、香港的专业摄影师来给张楚拍照。于捷觉得这主意不错，就搞了台古老的东方相机玩起来。后来给张楚拍了一张全家的黑白照，当时觉得特酷。

　　大学毕业后，他回北京进了铁路运输的一个法律部门，待遇很好，和自己的法律专业也很对口。可9个月后他就递上了辞呈，着实让单位吃惊了一回———工作要一年后才转正，转正后就可以停薪留职，可他连3个月都等不了。那时他的想法很天真，辞了职好好地研究摄影，开自己的摄影棚，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世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天天拍照、冲洗，洗出的照片没法看事小，最难的还是经济的困窘和家人的反对。节假日朋友约他出去玩是绝对不去的，不是不想去，而是实在没有钱。后来母亲看儿子做得挺辛苦给点儿钱，于是，一盒相纸的钱又有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自己的设备才基本齐备，在摄影上有了些心得，机会也终于来了———赵宝刚监制、瞿颖主演的《红绒花》剧组缺一个剧照摄影师，经朋友介绍让他去试试，试的结果他被留用了，包办瞿颖的所有剧照。剧组其他的演员也让他拍个人影集，没有影棚就拉到山头、大街上来拍。后来又给一家歌舞团的女演员们拍，每人收费500元到800元不等（他说现在可以八千一万的跟她们要了）。这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摄影棚，养活自己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是1996年，他26岁，离打辞职报告已经两年了。

　　由于他懂英语又会拍照片，国外的一些驻京记者有时会请他来拍一些诸如老胡同之类的题材，和他们混熟之后，觉得自己似乎并不比他们拍得差。1998年，也是这些外国朋友的引见，他终于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担任一家国外导游杂志的摄影师，间隙里也为张浅潜、穆长卫等人拍一些片子，或给张天爱的作品拍照，自己拍自己冲自己挑自己洗，而且照片一洗就是800张，挣些辛苦钱。

　　但父母老说这样下去不是事，自己也很不满意。1999年3月，他拿到赴美签证，终于找到了提高自己的机会。

　　“其实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这是整个系统的问题，就像生产拖拉机的生产线，生产不出液晶电视一样。”于捷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摄影师，而是没有需要好的摄影师的市场和可以造就好的摄影师的竞争力。

　　美国的系统则可以让优秀的人冒出来，“把真正最牛的，或者接近最牛的人推到顶端，你不用去拍图片编辑的马屁，只要能拿出最牛的片子”。

　　于捷说，他有时确实也想和做高级工程师的父母一样，有较高的职位地位，受人尊敬———到大学任教或到大牌杂志做首席摄影师，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体面地过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像刚回国的时候。现在一星期有两三个活儿，还可以养活三四个助手和化妆师。让客户见了宣传样片说‘哟，出过国的就是不一样’（虽然好几张是出国前的作品），这种感觉也挺好”。“去了趟美国让我知道了美国有多烂，美国的厕所一天不打扫会比中国的更臭，而经过他们影像包装之后又是多么的体面，我们也完全可以用影像造出唐朝样的幻觉。”说这话的时候他一本正经，但我想，那种幻觉大概早就盘踞在他那最具个性的哈哈大笑里了，只等按动快门将它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他的这个幻觉唐朝应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同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