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广州市政府计划对现行的医疗保险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改，将精神病等逐步纳入医保门诊特定项目范围，切实减轻患病参保人的负担。

　　这是本报社论版第三次关注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保障现象，我们为广州市政府的这一新政策而欣喜，并且认为此举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一个有超过1600万精神病患者的国家，精神病患者的救助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社会问题，近年来已经被提升为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但其归根结底还是个人权利保障问题。

　　有几组数据也许可以说明中国精神病患者急需救助的紧迫性：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疾病及恶性肿瘤。在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中，1982年以后，大学生因病休学的首要原因为精神疾病。精神健康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它不分年龄、性别、学历、财富，任何人都对精神病没有绝对的免疫力，所以，保护精神病患者的今天，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保护我们这个民族健康发展的明天，这应当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根据政府的规定，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监控是由三个系统协调运作的：卫生系统是第一道防线，它负责为普通民众提供精神卫生的基本知识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治疗；第二道防线是民政系统，它们为经济上困难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义务救助；公安系统则是最后的防线，遇上一些特殊的精神病患者犯罪情况，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性的义务监督和对患者执行强制性治疗。而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现实特点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治疗。精神病患者如果一直被排斥在制度化的保障体系之外，无法保障未来的基本养老及医疗安全，那么精神病人的社会化救助就完全成了病患者家庭的单个义务，而这道薄弱的防线是最容易被突破的，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精神病看上去是个人疾病，但这类疾病的治疗往往又是个人及家庭无法承受的，它最终演化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文明中，个人权利的保障与社会发展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根本就无法将两者割裂开来。在面对精神病这类现象时，政府必须以更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必须妥善解决对患者及家属的社会保障问题、利益补偿问题，在包括精神病患者在内的各种特殊疾病群体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协调点。政府向精神病患者提供经济上、医疗上、社会舆论上等各方面的支持，不仅是从道义和人权出发，也是基于减少社会损失的现实考量。

　　偏见、恐惧乃至排挤只会在渴望正常生活的精神病患者面前树起绝望的高墙，而要拆掉这堵“墙”，政府，请伸出你强有力的双手。

　　本报评论员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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