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宾宾

　　汪涛，1966年10月出生。是我国尿毒症治疗领域里的一名留学归国专家，他身兼数职：医生、教授、学者，甚至更多。但我最愿意把他看作医生。虽然他也搞研究，但是病人更渴望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临床医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初见汪涛，是在我的办公室里。

　　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室内沐浴在阳光的恩宠里。汪涛的到来，给这明媚的早晨又平添了一股生气。他皮肤白皙，举止文雅，个头不算高，满面书卷气。

　　我直接告诉他我见到他的第一感觉：“比实际年龄显得还小，像个阳光男孩儿！”

　　“是嘛？”他笑了。

　　静静地，我望着他，我希望能够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捕捉到我最想要的东西。

　　他的谈话很快切入正题———腹膜透析疗法的发展前景和研究现状，看得出，他对自己事业的发展前景有足够的信心。

　　他向我介绍说，近年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病率在迅猛地增加。而肾功能衰竭的治疗依赖于透析和移植。由于受肾源的限制，透析是慢性肾衰治疗的主要手段。汪涛认为腹膜透析治疗简便、价廉、有效、可在家自行操作，在我国应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国外期间，汪涛在对腹膜功能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了不同透析液配方。他关于葡聚糖降解理论的假说已在多个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

　　1998年底，国际腹膜透析杂志的主编、腹膜透析治疗的创始人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Oreopoulos教授写信给他，邀请他作为国际腹膜透析杂志的编委，从此，汪涛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位该杂志的编委，也是当时瑞典KarolinksaInstitute在该杂志唯一的编委。他的瑞典导师们准备推荐他在KarolinksaInstitute作副教授。

　　回国后，他带领课题组成员一起创业，课题进展很顺利。由于他一系列研究成果对腹膜透析所做出的贡献，2001年被多名国际权威学者推荐，荣获国际腹膜透析学会的最高奖项———JohnF．Maher奖。

　　在取得了这些可喜成绩的同时，作为医生，汪涛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难题。比如多数病人的经济条件不允许长期维持透析治疗，即使是参加了医保的病人，也无法长期承受治疗经费的压力。从国家利益考虑，透析患者昂贵的治疗费用是国家的一笔巨大开支。目前透析治疗所用的药物及透析水还需要依赖国外进口，国内市场价格被国外同行业所垄断。所有这些问题都时常困扰着这个年轻的中国学者。面对无力维持透析治疗心怀绝望的病人，汪涛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他想，如果能够把病人现在每年6—7万元的透析治疗费，除了药物之外控制在2万元左右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很多病人就都能承受得起这种治疗，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他以为，透析的费用问题影响到许多病人无法接受理想的治疗，已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因而降低透析治疗费用是当今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为此做着艰苦而不懈的努力。

　　工作中汪涛经常对他的医生、护士们强调这样一个中心主题：让病人享受生活，回归社会。他所提倡的宗旨是：我们不能保证病人长寿，我们没有条件奢望病人能够活10年、20年，但我们能够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哪怕我们的病人只能活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我们也要保证他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生活快乐，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日子。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病人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这样我们也算达到目的了。

　　话语间，一抹愁云笼罩于汪涛的眉宇之间久久不散。是呀！这样的话题过于沉重了，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提议谈点轻松的事，希望他能为我描述一下，他曾经工作、居住过的瑞典斯德哥尔摩有趣的圣诞。汪涛立刻向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斯德哥尔摩的圣诞节最黑。路灯啊，月亮啊，挂着幸运星的圣诞树，家家户户室内温暖的灯光和热闹的气氛，点缀着漆黑的圣诞夜晚。”他纯洁的笑容，似乎让你真的看到了美丽的圣诞夜。我知道，那将是永存他心底的一幅画。

　　从去年6月份开始，汪涛课题组花了很大的心血来改变旧的医疗模式，与国外接轨，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医疗、护理制度。重新确立了新的医疗理念，调整改善了服务态度，提高了医疗质量，借鉴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对医院管理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医疗效果。病人每次来就诊都特别高兴，就像回家了一样，见到医生、护士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最近有些外国朋友来访，看到他们医疗模式的改进和超前护士责任制，都佩服地挑起大拇指称赞道：“Verygood！”同时，他们的做法也受到了医院?谋碚谩?

　　汪涛为国家分忧的宽厚胸怀深深地打动着我。那天使般的真诚和善良，全部体现在这位中国学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世界中，难道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道主义更完美更高尚的境界吗？至少我认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