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果能够尽量遏制物欲，精神世界就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可大多数人却总认为得到的物质愈多，生命的自由就愈多。因此，无论城市乡村，攫利者随处可见，斗富比阔者大有人在……

　　《后汉书》中记载着一个叫严光的人物，字子陵。少年时便已为出名人士，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光武帝即位时，他便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其贤，令人寻访。见有一男子披羊裘垂钓于富春江中。帝知严光，乃备车遣使，再三召请，严光才到洛阳见帝。光武帝请他相佐治国，并当面授于谏议大夫的高官，可他不接受。光武帝用胁迫的口气追问他：“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而严子陵却熟视答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话毕，拂袖辞君，仍回富春江隐居。严氏有真才实学，何以全无城阙之恋？是为了远害全身，还是厌恨马随鞭影的无聊奔趋？都不是。他这样做，全然是在确守“自处”的极则。

　　“苍翠云峰开俗眼，泓澄烟水浸尘心。惟将道业为芳饵，钓得高名直到今。”自古至今，在高官厚禄之下，自制自律者少得可怜，而对之殚精竭虑、挖空心思追逐者却多得是。唐张继有话：“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严子陵呢？面对刘秀的封爵不变初衷，其行其德，可谓是一种“远遁精神”式的“诗意地活着”的典范。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像先人那样远离现实，但至少我们要有“诗意地活着”这么一种追求。我们是人，除了有和低等动物一样的口腹之欲外，还具有不知高出低等动物多少倍的思维，更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因此，无论我们拥有物质多寡，想多一份心灵的自由却始终是我们的天性。如果我们能忙里偷闲，时常捧起书本，与伟人先哲交流，或游览名山大川、大海沙漠，与大自然亲昵，我们内心的褶皱就会慢慢舒展，便会感到自己的那些关于名、利、权、色的“美好而沉重的梦”有几分可笑。如此，我们就能不为物质所累，就能以物质滋养精神，以精神疗救肉体，使生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不朽。

　　也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这篇文字。反对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确实需要“诗意地活着”这么一个精神世界和环境。

　　我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现代化程度有多高，生活的节奏有多快，为生计而竞争有多激烈，但作为人，只要是人，到头来，心理上总归想多一份翱翔的自由，多一处随意舒展的天地。因此，这“诗意地活着”也就必然成了永恒的话题。（摘自《辽宁日报》）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