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这一年上面还要求到“三线”去建分厂，厂址选在沂蒙地区以西的山麓水边，派去建厂的人员中就有楼下的老尹，他高个子有点弓背哈哈腰，清瘦的脸上挂着络腮大胡子，有气管炎。他走南闯北看了许多同行专业，对厂里一管一线都记得溜熟，可算是老基建了。因为在荒山野坡、人生地疏的地方建设分厂，工作和生活都无形中添了不少困难，有事儿还要跑青岛、济南、济宁等有主管工作的机关去联系，排解困难，求得进展，可不管咋办他都干下来了。记得老尹刚到工地时，有一个夜晚月光下发现仓库门前似有人影晃动，乍到生场的老尹他们几个人警惕起来，抄着腊木棍子一溜小跑上前查看，原是几个“枪靶子”树在那里随风摇晃，弄得一场虚惊。
那年头被派去建成分厂的人，都把随带为同事们捎脚当成乐事。如到农村供销社买“半尺布票”的布（绵纶丝与棉纱交织的布，每尺收布票半尺），这种布在青岛是紧俏货而在农村却很少有人买；空暇时赶集去买绿豆，那里可不缺这东西；买来新香椿芽用盐一卤装在坛子里，随车捎回青岛。在当地建分厂还曾遇上一件难办的事———村革委会有人出面说：你们建成分厂征地，地里有一口水井您看咋办？结果一口井顶算一亩地钱，好歹说合才得解决。分厂盖起来了，建厂的同事们把“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大字用红油写上三十米高的大烟囱，像凭空高挂的大条幅，远在公路上就能醒目地看见。
那会儿初中毕业的孩子都面临着要到农村广阔天地去锻炼，当时规定年近退休的职工可申请使子女到本单位就工“顶替”父母，被“顶”下来的老职则回家做家务，而那些没有条件顶替的职工子女当然只能下乡。这样，那些花季的孩子离开城市去当农民，家里大人就挂“心事儿”，衣食住样样都落在大人心坎上，一有机会还得下乡“探亲”。楼下刘医生早年在烟台学医，以后来厂里保健站工作，正逢上新建分厂召工，厂里老职工到分厂去工作可解决孩子在那里就业，刘医生于是举家迁去分厂，以解决了孩子就业问题。那时，山区农民看不惯城市人的着装，青岛女人夏天穿裙子，他们说那是穿一条腿的裤子；穿泳装下河洗澡，他们说那是光溜着身子；他们把被子叫“盖体”，将做饭叫“烧锅”，城里去的人一时都弄不明白。后来听说刘医生的儿子通过“对调”（一方愿回乡，另一方有想回青岛的）回来了。
针织二厂老宿舍每家约十平米多的屋里，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天花板下一吊铺、一张床、一个砌砖小灶，若遇上炒辣椒，油烟四溢呛得人直咳嗽。每年春节来临，家家红纸糊窗或者剪个“吉”字贴到门窗上，后来又兴起倒贴“福”字。那时办年货是按户供应，凭“本本”买东西，除了鱼肉虾皮酒类外还供应猪头，扒猪毛要用松香（或臭油—沥青），可真够麻烦的。供应的年货要留出一些招待亲朋好友。正月初一迎来一拔同事送走一拔又来一拔，留下的客人，酒肉招待劝酒不嫌多喝，借年酒笑谈心声解脱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增加同志间感情。如今老宿舍楼依旧迎着朝出暮归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楼的人迁入徙出几经嬗变，尤其近几年经过换房、买房改善了住宅条件，许多人家已经乔迁别处了。院里静静，没有了往日孩童的嘻闹，当年的孩子已年近半百，有些读书人成为了高级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注：作者系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高级会计师）（明日请看“博兴路95号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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