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楚天都市报》报道：近日，因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总计本息为167万元），或为他人担保的贷款逾期，湖北省郧县监察局、人事局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对88名赖债的国家公务员，自10月起实行停职停薪的“双停”制裁，直至他们还清逾期贷款本息为止。

　　据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该县进行信用环境专项治理。虽然采取了下发催收通知单、在媒体上发公告等形式，限定还款时间，但仍有一些公务员置若罔闻。

　　从近年来催讨银行债务的大量实践看，债权人对那些“置若罔闻”的赖债者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例如，让赖债者名单在媒体上曝光就是颇为灵验的一种方式；同时，近日媒体则有赖债者被依法拘禁的报道。而湖北省郧县的银行方面对88名赖债的公务员倒显出某种束手无策的样子，债权人未对此站出来说话，未依法采取进一步的讨债措施，倒是由监督管理政府人员履职状况、党风党纪等方面事务的监察局、人事局出面解决公务员赖债问题，由此给人留下一种颇显滑稽的感觉：错把内科医生派去给外科急症病人治病。

　　在政府主导下治理当地信用环境，政府公务员首先应当为民表率，这样浅显的道理想必每一个赖债的公务员都十分明白。由此说明：一般号召、不痛不痒的内部思想教育对于某些人已无实质性作用甚至是“对牛弹琴”。至于停职停薪，估计会稍有效果，但问题是既然可以停就可以恢复，最终不可能治本。以经济学眼光看去，也许可找出症结所在并提出一个更有效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增大国家公务员的“赖债成本”。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看，国家公务员和一般百姓的“赖债成本”应该是一样或基本一样的。但中国有特殊的国情，那就是：其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人们的一种行为特性和社会心理，即百姓比较缺乏主体意识，凡事总喜欢学着当官的样子做。其二，中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官员手中仍掌握着过大权力，并不断孳生着官员的优越感、特殊身份感。故此，在信用问题上，对“官”的要求理应大于对“民”的要求。换言之，前者赖债成本应明显大于后者才对，才能达到一种对赖债制约上的平衡。

　　而目前的现实则是，政府公务员的赖债成本不是大于或等于百姓，而是明显小于百姓。例如：虽然在与银行发生借贷业务时，无论在身份上系“官”、系“民”，都与银行构成完全相同的法律契约关系。然而，官员毕竟是官员，银行在办理顺序、贷款资格审查标准等方面，均需对他们另眼相看。至于催讨债务，“官”与“民”的不同身份在银行人员的对待心理上、把握尺度上则有更大的不同。构成上述现象的每一个因素，几乎都是降低政府公务员赖债成本的一个“砝码”。

　　政府公务员因长期赖债、不守信用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而受到监察、人事部门的“黄牌”警告、纪律处分乃至被逐出公务员队伍，本是情理中事。对此，可看成是政府的内部事务，是政府为维护形象、纯洁队伍的一种必然措施。但是，它和银行、司法部门对赖债的公务员的追究，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因为公务员与政府、贷款人与银行各自构成的权力义务关系不同，适用的规则和程序不同。既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责任替代的桥梁。假如事实证明，临时性的停职停薪不是在增大而是在减小公务员的赖债成本，人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诘问：政府这样做的实质意图究竟是什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