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封建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时说：唐朝把土地税、人头税、户税和其他杂派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占有土地多少为标准来征收。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到明代，在两税、人头税之外，又征劳役和代役租。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人头税、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但不久各种杂派又不断出现。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把这种“并税除费”改革后又以各种名目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概括为黄宗羲定律。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税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屠宰税、积累工和义务工等各种不合理的税费；把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等费用采取新的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由国家统一收取。从改革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税费改革的形式是“并税除费”。税费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取消的税费是否会以新的名目重新开征？合并多种税费为单一税收是否会催生出更多的新摊派？费改税是否会使农民负担加重？一句话，是否会陷入黄宗羲定律揭示的“怪圈”？笔者认为，要真正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就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端正思想。凯恩斯主义主张用增加税收、扩大政府开支来发展经济，但造成了西方经济“滞胀”。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纷纷改而奉行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用减少税收、节约开支、精简机构等办法发展经济。我国早就有藏富于民的思想，认为苛捐杂税过多无异于杀鸡取卵。只有轻赋税，才能使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待经济总量增加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才会水涨船高，才能民富国强。我们是应该借鉴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是应该杀鸡取卵还是应该藏富于民？显然是后者。是应该量入为出还是应该量出为入？过去一些地方机构改革越改越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财政收支上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为量入为出提供保证，才能为走出“怪圈”创造条件。

　　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城市的公共产品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教育、交通、水电、乡村干部的工资等却由当地农民负担。如果国家财政负担起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建设，就可以从源头上防止“乱摊派”死灰复燃。当然，目前要由国家财政全部负担也不现实，但随着条件的成熟要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又如，农民平均收入没有城市居民多，但农民历年都要负担农业税和其他开支。开征个人所得税后情况有所改观，但比重依然偏低。如果将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发达国家下限的一半，即6％的水平，就可以使我国年财政收入增加3500亿元，这就可以极大地减轻农民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地位低、操作不规范等，农民很难有效地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因此，发展公共财政、合理分摊赋税、落实村民民主权利、打破城乡分割，对于彻底走出“怪圈”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农村基层政权改革。通过规定农民上缴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发放负担卡等办法，可以暂时减轻农民负担，但很容易反弹。原因之一是基层政权除了负有征税、计划生育职能外，还有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等职能。为完成这些职能，必然要设置机构、增加人员。但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基层政权收入的少部分，大部分开支需要自筹，造成“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因此，要进一步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规范职能、撤乡并镇、裁剪冗员、合并机构、发展乡镇企业、反腐倡廉、中央财政对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力度，挖掘潜力，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彭武汉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