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 周士君

　　日前，杭州市公安局向社会公开表示，今后杭州市警方将不再对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进行拉网式的“扰民”清查，并将对流动人口进行市民化管理（据10月31日《深圳商报》报道）。

　　的确，如此“扰民”执法，不仅投入大，而且见效小，更大的负作用是其令那些守法的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到无端侵害，让这种执法手段“退役”，可谓“退”得其所。

　　可如此沿袭甚久的“扰民”执法能否在短期内就干干净净地退出历史舞台，仍不免令人生疑。因为这样的“扰民”执法，起因是执法者对广大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轻慢甚至无视，更是一种带有严重歧视倾向的执法手段。换言之，如此野蛮执法的病根在于执法者脑子中所秉承的陈旧观念和对弱势群体挥之不去的歧视情结。所以才会出现为抓住几个不法分子宁可以损失成千上万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运动式执法，甚至出现在半夜里把许多打工者从被窝里叫起来接受身份检查的怪现象。而如此漫无目标的清查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且大面积地发生，便说明这种对流动人口的歧视观念并非仅仅存在于那些决策层的脑子中，故而仅凭一道政令或一次表态，就欲使这种“扰民”执法彻底“退役”的想法，也未免过于性急了些。

　　再者，无视公民合法权益的“扰民”执法，之所以能沿袭甚久并大面积蔓延，还有其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对“三无”人员进行清查，不仅没有或很少有执法风险，而且可以趁此机会借办证和罚款等手段为执法者自身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恐怕这也是执法者明知为“扰民”执法却依然能上下形成强大“合力”的主要原因。如今随着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对于执法者来说，法律漏洞可能会日渐缩小，但经济利益驱动等深层次因素却不会顷刻消失。

　　只要执法观念不更新，执法者素质不提高，制度漏洞不堵塞，监督手段不强化，要“扰民”清查之类的野蛮执法彻底“退役”，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