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之夜，品茗阅读。摊开《丰子恺随笔精编》，本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读着丰先生写于1939年的《避难五记之一》，毫无轻松之感，相反怒火中烧。丰先生记述了当年日本鬼子在江南狂轰滥炸之景：有一位母亲躲在墙脚边，为怀中婴儿喂奶，不料日机炸弹袭来，弹片削去了母亲头颅，无头的母亲却仍背靠墙脚、护着婴儿，婴儿仍含着母亲的奶头吮吸着。这是一幕何等的人间惨剧，迄今仍令人发指！

　　知耻近乎勇。但极少数人就是恬不知耻，不愿正视当年侵华罪孽，对欠下亚洲人民的血债就是不买账，痴迷于东条英机阴魂之中，使得靖国神社的香火旺得出奇。如此所作所为，还不愿任人评说，听到有国际问题专家剖析其中深层次原因时，居然还闹抵触情绪。真是令人费解。

　　不妨从《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摘抄一段：“那时我在下关，用从铁丝网上拆下的铁丝，把抓住的人每十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浇上油烧，这叫做‘捆草袋子’。简直和杀猪的心情一样，干着这样的事，杀人就算不上什么了，司空见惯了嘛。”此段文字出自于侵华日军柳川兵团上等兵田所耕造之笔。如此惨无人道的兽行，岂能仅以三言两语就打发得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另外一幕：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向华沙无名烈士墓、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殉难者纪念碑献花圈时，勃兰特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地，表达了对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悔罪之情。以后的几任德国领导人都能直面历史，一再表示对纳粹暴行的负罪之意，赢得了欧洲人民的理解。

　　近日阅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彼得·伯顿的文章：“德国和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所犯的罪行态度迥然不同：德国在各种场合用各种行动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而日本却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可以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很好地诠释。”彼得·伯顿教授写得一针见血：“日本人表面上对他人都彬彬有礼，但这并不代表其内心的想法。”如此深刻剖析，值得咀嚼再三。孙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