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邂逅

难忘的邂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04日03:02 青岛新闻网-青岛日报

张蕾　　在已逝的岁月里，有许多交往给人留下温馨的回忆。每当我脑海里浮起如烟的往事时，便常常记起与北京《大公报》一位女记者的短暂会晤。尽管历史的风尘，己厚厚埋没了记忆中那位友人清晰的音容笑貌，但那次邂逅的感受，却一直很浓郁地贮藏在我的心中。　　那是1956年动员鸣放，帮助党整风前夕的一个明媚初春的上午。校传达室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有北京来的一位记者要见我，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传达室。一见，是一位漂漂亮亮的年轻女记者。正待开口寒暄，不料她见了我一怔，接着就噗哧一声率真地笑了。这一来倒好，作为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拘谨，立刻消失了，彼此好像成了老朋友，说话就比较自然随便起来。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问她笑什么？她微笑着说，“听人家介绍你的名字，我原以为是个女同志，想不到，却原来是……”可能她还是觉得毕竟是初次见面吧，把要说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未免太有点失礼。所以，话到嘴边又留了半句。我听了便接着她的话茬说：“原来是个黑大粗的男人，对吧？”她忍俊不禁，没有说什么。我接着说：“唔，从中我悟出了个道理，滑稽的笑，常常是从不相称的对比中产生的。你说是吗？”她笑了笑，脸上一副颇以为然的样子。　　经过交谈，知道了她的情况和来意。她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来山东是为了组约杂文稿。她先到了省文联，省文联介绍她来找薛绥之先生和我。　　新中国建国以来，杂文创作几起几落。1955年“肃反”运动刚刚过去，因为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中，有“搜了自家人腰包”的现象，正在对被误打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在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政治气候比较宽松，杂文创作又开始出现了一个生机。所以全国各地的报刊，为推动和繁荣杂文创作事业，都积极拿出版面开扩杂文园地，并纷纷派出编辑、记者，到各地联络作者，努力开拓杂文的稿源。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大公报》的这位女记者不辞辛劳，四处奔跑来到山东。　　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人，碰到一块儿，言语自会像汩汩的泉水一样，说个不绝的。隐约记得那时我们对杂文的各方面问题，诸加新时代杂文的性质与特点、杂文的揭露讽刺和讴歌赞颂、杂文的政治性和文学性、杂文的典型性、幽默性和杂文的语言与笔调，以及杂文作者的顾虑与恐惧等等，都谈得很投机，很有兴味。　　话题告一段落，我陪她到教工宿舍去拜访薛绥之先生。薛先生原在天津的一所大学里任教。一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大约是1954年前后调来济南。先在山东省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后调进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之余，常以“东方一”的笔名，在报纸上写写杂文。当时写杂文的人不是很多，都害怕遭风险，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所以她找到了我们这两个算是常有点“偶然”之作的人。　　薛先生不拘小节，生活随便，工作起来，喜欢开夜车；又因爱人在津，尚未调来济南，夫妻异地而居，生活无人料理，他那间仅可容身的平房斗室，经常是乱糟糟的。那日上午10点左右，我估计他应该起床了，便陪女记者到他的宿舍里去。在路上我看到那位娉娉婷婷、文文静静，通身透着一种超然的洁净与高雅的上海姑娘，就暗自担心，薛公的“雅舍”她能否进得去。果不其然，扣开房门，一股浓重的臊味便冲门而出，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刹那间我下意识地瞥了她一眼，看她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她却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进屋之后，只见桌上地下散乱堆放着许多的书籍和杂志，床上的被褥没有叠，很零乱。最令人刺目的是床前那个当夜壶用的痰盂，里面是满满混浊而黄的汤，令人窒息的味道，大半是从那里面散发出来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女客，薛先生似乎也感到有些尴尬，他赶紧用脚将痰盂往床里挪了挪，顺手拥了拥床上的被褥，腾出了一席床角，让客人坐下，我则斜倚在墙角一个放杂物的破凳子边上，薛转过身来坐在他那张旧书桌前，就这样，三个人开始了谈话。约稿的事谈完之后，已近中午，我便起身与女记者一同告辞了。路上我替薛先生解释着，她笑着说：“要不怎么叫文人呐！”她对作者的真诚和尊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学校为了照顾教职工的生活，在食堂内部，另开辟了一个小炒部，以方便嘴馋了的人，到那里炒个好一点的菜打打牙祭。从薛先生那里出来，她要回下榻的处所，我怕她回去错过开饭时间，说不定得要饿肚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卖饭的，不在食堂吃饭，就几乎无处找饭吃），便坚持留下她吃午饭。于是我引她到了那个小炒部，炒了两个菜，专门为她要了一碗米饭（按现在的标准，这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也算是比较好的招待了）。因为学校坐落在千佛山脚下，饭后，她请我领她去领略一下历山胜景。北方的初春，天气寒暖多变，所以她随身带了一件大衣，进山后，起初她还从容不迫，可是越上越高，她就气喘吁吁，不胜重负了。我见她大衣在手上换来换去，走路颇显吃力、并不断埋怨那件“该死”的大衣，我就主动要过来替她拎着。她无可奈何地表示歉疚：“?娌缓靡馑迹　蔽掖蛉さ厮担骸氨鹂推铱魑也皇歉雠模裨颍獾忝烧娴陌锊簧狭耍　? 　　她回到北京后，给我来过两封信。第一封信，谈了她到山东约稿的感受。她说，当编辑的人，有一个苦恼，就是外出约稿，常常会受到作者的轻慢，甚至有时还要吃白眼。她此次山东之行则不然，感到很温暖，她深深领受到作者与编辑作为天然盟友的那种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真诚关系。现在重读她的信引起了我的一些思忖。我想编辑和作者，应该是最密切、最友好的。作者是报刊的重要支柱，一个刊物，一份报纸，如果没有自己的作者群，想办好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报刊编辑部，都十分重视与作者的联系，经常写信或派人登门求稿，绝不对作者采取官老爷态度，当然更不存在向作者有所索取的行为。反过来，编辑又是作者的良师益友，他们不仅依靠作者办好报刊，同时，发现和培养作者，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天职。　　分手不久，我即应约给她寄去了第一篇杂文。忘记写的是什么内容了，模糊记得是关于儿童教育问题的。题目好像是《救救孩子》。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无限扩大了的所谓“反右派”斗争很快就席卷全国了。稿子没有发表，彼此的联系也从此中断了。运动开始后，我因几篇杂文受到了批判。心想，稿子没发，真是万幸，不然，光凭那个标题，还不知要遭到什么样的厄运哩！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屈指算来，从那至今已过去39个年头了。39年，天涯暌违，音信渺茫，不知她近况如何？按年龄，现在也该是年逾花甲，子孙满堂了吧？我诚挚祝愿她健康长寿，有一个幸福愉快的晚年。　　不论是作为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我都永远会记住她的名字：诸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