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今对“政企分开”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等简单的概念上，而是要从更加本质的“自由企业制度”的角度来理解，从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是指企业有完全自由的创业权、签约权、交易权、经营权以及对剩余的自由索取权。自由企业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的。我国的一切权力既然属于人民，自由企业制度也就是必然，消除政企不分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就成为必然。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讲政企分开，90年代起则开始呼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实，最关键的是确立“自由企业制度”的理念，并以此改革政府，其目标则是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必须明白：没有现代政府制度，就不会有自由企业制度，也根本不会有现代企业制度，也就谈不上实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

　　民间资本平等进入的关键

　　《中华工商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在历史千万次地证明一视同仁的准入有着极大绩效的时候，为什么民间资本还千呼万唤，就是难以准入呢？关键是庞杂的机构和庞杂的机构基于局部的认识和部门利益情况下形成的更为庞杂的甚至是互相“打架”的文件。我们的改革是从企业开始的，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机构的调整相对滞后，远不能适应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些政府部门颁布了许多规定，相当多的规定不利于民间资本的进入，而且有些互相矛盾。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指出：“当规则激增时，整个规则系统就会发生功能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简化和精练低级规则并发展新的普遍制度可能是使制度系统重新变得较为有效的好办法”。这就是说，只要政府尽可能地少管事，包括审批方面的事，只管制定和执行“红绿灯”规则方面的事情，经济生活自然会有序并充满活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臃肿而重叠的机构，更在于存在着权力部门化的倾向。权力部门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手中的权力，借助审批为本部门谋利益，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部门，同时又有自己的企业。于是，他们通常以政府职能部门的面目出现，堂而皇之地设计各种政策，阻碍其它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进入，保护自己属下的企业。看来，民间资本能否平等进入，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利益调整和机构改革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稀缺资本的利用率，促进整个国家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平等进入。

　　城市精神培育与人类合作机制重建

　　《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从人类合作机制的角度出发，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精神的认识获得新的启示。城市精神是一种人文资源形态，是一种软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精神是基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之上的一套价值体系，体现于人们进行抉择时所依据的规则，其中包括民间的道德规范、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因此，城市人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就是他们对合作或冲突，对赞同或反对，对参与或退出进行取舍时所基于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可以看作是城市精神的重要反映。这种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的内涵是人类的合作机制。人类合作机制作为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是以人际关系和现代组织为载体。人际关系方式的正确引导，可以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现代组织的正常运作表明人们在动员、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里所蕴涵着的合作方式与人们的信念密切相关，而信念是人类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人类精神，其信念会通过开放、自信、兼容、规范和责任意识等行为表现出来，而对这些行为起影响作用的，很可能就是一套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