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作家出版社出版）以风趣的笔墨记述了作者与钱钟书、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郁风、许麟庐、李可染等老人的交往，活脱脱地描画出这些文化名人的个性和为文为艺的风格。本报选编其中一些章节刊出，以飨读者。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悼念钱钟书先生

　　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的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20多年来，相距200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4口4副眼镜，星期天4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钱先生和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受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