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言

　　文艺，作为历史大潮中的活跃力量，以鲜活生动的方式参与着历史的宏大进程。文艺理论，作为文艺发展历程中的自觉力量，对文艺的发展起着梳理、总结、引导、匡正和前瞻的作用。具体、感性、不断发生的文艺创作现实在文艺理论的阐述中得到理性的归结，凝结成哲理和思辨的结晶，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展现出文学艺术历史的发展轨迹。对文艺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用心关注，体现着文艺在历史中的能动、自觉和成熟。

　　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经过百年历程，历经时代潮流的冲刷和历史磨难的洗礼，在今天呈现出浑然苍茫的涌动之势。面对新的文艺创作现实，面对世界文化背景的巨大参照，面对千年传统的积累沉淀，我们在新的21世纪该建构怎样的文艺理论新篇，这不仅是关乎中国文艺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着人类共通文化的发展课题。

　　中国上溯千年的文艺理论传统有着风采独具的宝贵资源，众多建立在敏锐、细腻的直觉体验之上的诗论、词话、画论、书论、乐论，是文艺理论巨大的原生态的宝库。始终与具体、生动的艺术创作密切关联的诗论、词话和书画及音乐理论，以散珠碎玉的形式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熠熠光辉。这是东方色彩独具的一笔文艺理论遗产，是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论体系的特殊贡献。如何让这些流光溢彩的传统宝藏在21世纪焕发出崭新的光芒，如何让这些主要针对古典文言传统的理论表述，对今天的白话文学也产生有效的理论整谷和解析力量，如何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实现文艺理论语言的转轨与接榫，是摆在我们今人面前的迫切课题。

　　建立在逻辑、理性分析之上的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的冲击和影响，是20世纪文艺发展史和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基本史实。条分缕析的西方文艺理论，对重直觉、轻推理，重感性、弱逻辑的中国传统文论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逻辑体系式的中国文艺理论正是在这种冲击和碰撞之中产生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论对文学艺术的诸多要素分析，诸如对文本、读者、作者等多层逻辑内涵和互动关系的细致剖析，使文学艺术以逻辑层次分明、框架结构清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西方文论著作译介到中国，关于文学艺术的某些单项基本概念，在西方文论的烛照之下，显现出精细幽微的层层肌理来。

　　但是，西方文论毕竟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创作现实、社会历史现实之上的理论体系，它对建构在完全不同的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和艺术创作现实及社会发展现实之上的中国文艺现象的解释效力，自然有其不可讳言的短处和弱项。任何简单省事的照抄照搬和平行位移都会造成削足适履之憾，如何在中西文论之间搭建理论逻辑的桥梁、构建理论概念的基本起点，将成为摆脱理论和创作两者间相互“自说自话”尴尬局面的关键。

　　马列文论给予文艺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科学位置，马列文论经典理论家和新的承继者们，在深广的历史感的逻辑框架之下，对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环节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和解析。文学艺术，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学艺术理论的重要概念基石，第一次真正地落实到社会、历史的宽广大地之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我们建构和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我们不断地从这里出发，又不断回归到这一坚实的理论起点。让一切条分缕析的理论阐释，在细部完善马列文论的精妙装饰，让所有在繁复细节中迷失的理论表述，在马列文论的巨大磁场感应下获得坚定明晰的方向，成为历史老人射向未来靶心的“矢量”之箭。让我们把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概念重新擦拭、熔铸、磨砺、照亮，把发生在今天文艺创作现实中的感性材料点滴积累、逐层沉淀，归位赋形到“得其所在”的理论框架之上。

　　汉语，作为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语言化石，在今天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建立在汉语特殊语言系统之上的诗学理论，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竭的活力给人类的诗学体系增添新质。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有着全球瞩目的社会发展现实和艺术创作实绩，建构在这现实实绩之上的文艺创作现实和文艺理论阐述，必将为人类的21世纪文化做出属于中国、属于东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