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高寒地区，缺医少药。安徽省卫生厅派出6名医师，到西藏山南地区三个县对口援助半年，好比是雪中送炭，受到藏族人民的衷心欢迎，被亲切地称为“中央医生”。

　　安徽援助山南医疗队的领队是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李朝友，记者在错那县采访时见到了他。遇到来自家乡的人，他分外高兴。说起在西藏工作的苦和乐，他说，吃和住的艰苦都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高原缺氧，使人心慌气短，头疼脑热，动辄像是生病了，浑身不对劲，量量体温又不发烧。我虽然是医生，和你们一样，也没有什么抗缺氧的好办法，只好硬挺着，实在受不了时就吸点氧气。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适应下来。说到援藏的工作，他兴奋起来，说：“到这里来之后，深深感到责任之重。乡村里的土医生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消息很闭塞。比如说，在内地早已淘汰的土霉素等药，他们还在大量使用。”他告诉我们，曾经有医疗队到这里来，引起过轰动，不过，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时隔多年，他们来举办培训班，乡村医生们知道了，别提多高兴了，从四乡八里赶来，热心求学。特别是有个在边境乡的医生，冒着风雨骑了一天的马，然后又转乘两天的汽车赶来上学，令李医生大为感动。为了使乡村医生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最新的信息和知识，他专程回家乡一趟，争取卫生部门的支持，四处奔波，购买了最新版本的各科实用医学书，赠送给安徽对口援助的各县医院。乡村医生们拿到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如获至宝，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乡村医生的‘佛经’啊！”

　　在错那县的另一个医生是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杨彬，她身为女同志，又比较瘦弱，生活上要体验更多的困难，也坚持下来了，一边教学，一边看病。她感到，在西藏比在原单位的担子更重了。去年夏天，巡查病房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年轻的女患者脸色煞白，下身不断出血，染红了被单，腹部渐渐突起。她立即诊断为宫外孕，主张马上动手术抢救。按照惯例，这里的危重病人一般是转送到地区医院去救治的。杨彬想，病人正在大出血，再经受坎坷的长途颠簸，加上时间耽搁，难免生命危险。为此，她不惜个人承担风险，力排众议，主张就地抢救，终于得到了医院的支持。手术设备迅速准备好了，才发现医院里没有适用的存血，他们急忙向驻地部队求援，五个边防战士跑步赶来，一齐伸出胳膊，义务献血。经过努力，手术成功了，病人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拉着杨医生的手连声说：“感谢安徽医生！感谢解放军！”

　　在措美县援藏的也是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医生，男的是蚌埠市二院的石安林医生，女的是蚌埠市一院的汪晨霞医生。晚上，我们见到他们时，他们刚在医院做过手术不久。对待我们，他们态度很热情，但是，掩饰不住脸上劳累后的倦色。他们说，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他们步行二十多里路，到牧民的帐篷中去抢救了一个难产的产妇。按照藏胞的传统，对生孩子没有汉人那样看重。他们赶到帐篷里时，发现产妇很虚弱，独自躺在床上忍受痛苦，蜷缩着呻吟不止。一问，她竟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两位医生顾不上路途劳累，立即卷起袖子做饭，为产妇熬出了热乎乎的酥油茶，捧到床前喂她喝下，让产妇补充营养，增加生产的力量。同时，为她作吊水、注射催产素和按摩等治疗。忙碌半天，孩子终于生了下来，却无声无息，因为难产而窒息了，这可把藏胞一家人急坏了。汪医生不顾孩子浑身血污，嘴对嘴实行人工呼吸，把堵住孩子喉咙的痰硬是吸了出来。终于，孩子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手脚舞动起来。藏胞一家人乐开了怀，要杀羊感谢医生。两位医生对我们说，按照原定的任务，他们到西藏的工作主要是培训，但是到了县里之后，发现这里实在缺少医生，所以自愿抽出时间，做大量的治疗工作，经常要上手术台。县里有线广播的大喇叭里用兴奋的声音说，“中央医生来了！”农牧民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满怀希望地赶到县医院来看病，要求“中央医生”做手术的排成了队。两位医生说，在蚌埠工作时，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但是，也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被别人需要。医疗队半年的援藏工作短暂而有意义，使医生们终身难忘。本报记者郜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