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的桃江县，建县历史不长，文史资料偏少。与该县有关的历史名人的史料，大多散落在民间。

　　今年5月，该县在部署地方志编纂工作时，从《丁氏宗谱》中发现了陶澍的1篇文稿。此后几个月，县志办公室和各乡镇的修志人员广收族谱，陆续发现了陶澍的几篇文稿和于右任、蔡元培的手迹。于右任、蔡元培与桃江的缘分

　　于右任、蔡元培的手迹均见于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八修《丁氏宗谱》。于的手迹是“丁氏宗谱”的题字及其签名，签名处左侧盖有其印章。

　　于右任（1879—1964），陕西泾阳人，才华横溢，被称为“西北奇才”。1905年与同学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6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创办多家报纸倡导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寄居台湾，时以诗文抒发思念桑梓、渴望统一之情。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是其书法艺术，被誉为一代书法宗师。此次留在《丁氏宗谱》封面上的手迹，正展现了这位大师将魏楷、行书、隶书和谐地融为一体的独特的书作风格，为族谱增添了异彩。

　　蔡元培的手迹则是这一族谱的序文，全文如下：“吾国世家巨室，大抵皆有族谱，所以辨昭穆，别亲疏，沿流溯源，不忘其本之义也。其体例虽皆袭用欧苏，而亦小有出入。今观益阳丁氏最近所修族谱，有数善焉：系表中夫妻平列，不以夫统妻，删除‘侧室’‘副室’等字样，优点一；女子亦列世系，优点二；妇人改嫁直书不讳，优点三；族立学校有学产表，优点四；丁口多寡有统计表，优点五；墓志家传有过于粉饰与行事不符者斥去不录，优点六。凡此皆循名责实别具只眼，事虽踵旧意则开新，堪为信史者也。丁氏始迁益阳在元至正间，迄今传世二十有三，人数以万计，泱泱乎大族矣。修谱已至第八次，脉络分明，本支辑睦，岂非家庭之盛事、当世之良模乎？”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有深厚的汉学功底。1894年中日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举办新式教育，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亲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离开北大，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因其知识渊博，思想进步，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作的上述序文，以毛笔书写，字迹为亦柔亦刚的行书，显出其精湛的书法功力。辞章文白相间，生动流畅，言简意赅。文内把男女平等、学产登记、人口统计、去伪存真等作为丁氏八修宗谱的“数善”给予充分肯定，反映了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

　　于、蔡这两位名声显赫的大人物都不是桃江人，也非丁氏亲属，为何会留此手迹？

　　该县修志人员告诉记者，据他们考证，桃江丁氏一族中，民国时期出了个叫丁文安的名人，此人曾任国民党军报《扫荡日报》的社长（逝世于50年代），与周恩来、邵力子有交往，更是于右任、蔡元培的好朋友。于、蔡的手迹，就是当地丁氏修谱时，由丁文安先生求来的。有关专家对此表示肯定，并认为于、蔡手迹的新发现，对研究民国人物和桃江历史都颇有意义。“晚清第一人才”热心方志

　　桃江县这次发现的陶澍文稿，有丁氏宗谱中的《赠别对山老先生叙》，有胡氏族谱中的《直翁胡公传》、《胡品山先生暨配刘孺人墓表》和曾氏族谱中的另两篇人物传记，还有《南坝张氏四修谱叙》和为刘氏支谱所作的3篇序文。

　　据有关学者审核，陶澍的以上9篇文稿，只有为刘氏支谱所作的两篇序文已收入陶澍文集，其他7篇都属首次发现。对陶澍有专门研究的湖南城市学院教授陶用舒认为，这一发现，对清史研究特别是陶澍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陶澍（1779—1839），出生于安化山乡小淹一个家道中落的诗书人家。自幼勤劳朴实，聪颖好学。经多年苦读，于清嘉庆年间考中进士，在京为官十余年后，到地方担任过主考官、兵备道、按察史、布政使等职，直至升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所历各任皆政绩斐然，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家、理财家、经济改革家，被林则徐、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等尊为良师，并以文才闻名朝野，后人誉其为“晚清第一人才”。

　　陶澍在桃江族谱中留下的5篇人物记，写的都是德高望重的民间人物，文言文体，夹叙夹议，多有细节描写。

　　如《赠别对山老先生叙》，内容是写作者与丁对山老先生的交往，全文近800字，开篇写道：“戊辰之秋，束装北上，泊舟资水之阳，过对山先生之居而告别焉。于时疏雨乍过，庭院无尘，隔江云树，漠漠摇于几席。先生置酒为饯，顾予言曰：‘行矣。为国家有用材，吾子勉之。’予唯唯谢：‘不忘。’”情景交融，文彩可见一斑。

　　这位“晚清第一人才”为桃江族谱所写的4篇序文，均蕴含有族谱学的渊博知识。他在《南坝张氏四修谱叙》中这么论述：“太史公著本纪，不能溯阳里始基；李斐知溯隋魏矣，不能溯隋魏以上；司马贞知溯刘累矣，不能溯刘累以上；惟罗长源探本穷源，知出帝尧。溯人谱系何其难也！然其所以难者，有故：秦兼天下，划削旧迹，宇内族姓，大半失厥本源……”文中先举出事例，说明溯源修谱之艰难！再讲明之所以难，是因为秦统一中国时焚书灭典，使多数族姓失去了可溯之源。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使人信服。

　　他在《刘氏族志》的刘村支谱序中写道：“余考古姓氏之书，最难谱者莫如刘氏：有始为刘而后非刘者；有始非刘而后为刘者；有同为刘而异其源者；有同为刘而殊委者……”紧接着，洋洋千言都是从古至今的例证，把刘氏一族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陶澍爱妾乃桃江美女

　　作为安化籍的清代大臣，陶澍为什么在桃江5个姓氏的族谱留下9篇文稿？据陶用舒教授和桃江有关人士考究，这是缘于陶澍的一段经历和特殊情感。

　　乾隆年间，因家中生计艰难，满腹诗书的陶澍之父陶必铨决定择地设馆授徒。桃江与安化一衣带水，而当时的桃江比安化富裕得多，耕读风气和民俗却与安化相似，自然是陶必铨栖身立业的首选之地。聪明伶俐的少年陶澍深得父亲喜爱，前往跟读，父子俩在这里前后生活了好几个年头，直到陶澍赴京参加会试。在此期间，当地的人们对陶氏父子热忱相待，帮助颇多，陶澍念念不忘。丁对山老先生便是他忘不了的恩人之一，以至在丁迁到益阳城经商之后，已经为官的陶澍还亲自登门看望。《赠别对山老先生叙》就是这样写下的。

　　在桃江，陶澍从十多岁成长到二十出头，度过了苦读成才而又天真烂漫的宝贵年华，也留下了“少年才子”的美名，留下了他机警聪慧、善作诗联的许多佳话。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得志、桃江山水的美丽和人们的善良，使得陶澍对这方土地一往情深。因此，陶澍为官后即重游故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故地重游时，这位踌躇满志的才子对桃江美女贺氏一见钟情，不久便将她娶为侧室。而贺氏所生儿女都很乖巧聪明，被陶澍视为掌上明珠，其中一爱女后来由陶亲自做主，许配给益阳大才子胡林翼（晚清大臣）为妻。为表达对贺氏的爱心，陶澍还在桃江兴建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宫保第。他女儿和胡林翼的婚事，就是在宫保第举办的。

　　在成才故地有了爱妾，使得陶澍有了更牢固的“桃江情结”，在桃江的活动更加频繁：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联，仅有据可查的就达20多首（副）。如《咏贺氏夫人》：“桃花含笑沐甘霖，众说江花美绝伦；今日妾从堤上过，为何人不看桃林？”

　　在这里，他捐资整修浮邱山的寺庙佛殿，亲题匾额，并把道光皇帝赐给他的“印心石屋”四字摩嵌于浮邱山古寺。他还邀集文人诗友到桃花江畔咏钓鱼台，歌凤凰山，述农家乐，记茶桑事，留下不少佳作。

　　在这里，他发放赈银扶贫济困，贷放银两扶持小商品生产经营，帮助农民引进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捐款办学助教、修桥筑路、建坝开渠，使宫保第一带呈现经济繁荣、教育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可以说，陶澍把桃江视为了第二故乡。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桃江的族谱中留下那么多文稿了。文／图 本报记者 陶田阶 通讯员龙玉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