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艾滋病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HIV的中国方程式

　　不久前在上海社科院召开的全国首届“艾滋病与社会科学”研讨会上，专家认为，中国艾滋病人及HIV感染者，超过95%的至今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加以治疗。专家们解读这一现象时说，除了公共性的医疗检查没有达到目的的原因之外，艾滋病人及HIV感染者本身的心理困境，也是导致他们不愿直面社会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负责艾滋病项目的协调官员赵鹏飞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都问他，如何辨认HIV感染者。

　　“你辨认他们干什么？”他反问说。在中国，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普遍会对艾滋病人流露出恐惧和歧视的态度，甚至在那些看上去最为理性、最为科学的场所也是如此。2002年5月，北京大学举办“关注艾滋，珍惜生命”讲座，但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和骚乱”，组织者从河南睢县邀请来的两名HIV感染者却被校方拒之门外。在讲座的另一举办地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同样对HIV感染者严辞拒绝。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张孔来教授评价这件事时说，这是对艾滋病感染者加以边缘化的表现。

　　通常，专家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大多数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的缺乏了解，产生诸多不必要的恐惧和猜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对社会问题加以泛道德化的考量，在科学知识尚未到达头脑之前，人们就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某种把艾滋病与性乱、吸毒和精神堕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偏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消除艾滋病人受到的歧视，解除其心理困境，都是一个难题，而它的中国方程式尤其难解。

　　连环套：恐惧，羞辱，隐匿

　　在北京市佑安医院，艾滋病人们得以生活在一个理性、平静的世界之中，这所被众多专家称赞的医院除了拥有国内较好的专业医疗能力之外，尤以能对病人以礼相待著称。

　　“可惜的是这样的医院太少了，”一位专家说，“相当多的医院、医生还对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持排斥和蔑视的态度。”

　　恐惧造成了最为残酷的心理迫害，一些艾滋病患者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排斥在外。在河北，一位城市男性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和父母都拒绝他再居住在家里，也拒绝帮助他治疗，因为“自己得病就够了，不能再传染给家人”。

　　在家庭之外，这种恐惧更轻易地使得人情瓦解。另一位河北艾滋病患者不仅丢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连累了妻子———她的办公用品被用工单位从楼上窗户里扔了出去。

　　被北大拒之门外的河南睢县两名HIV感染者之一赵静，在与一位专家面谈时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得到社会救助，一方面躲避对方的友好举动。“别跟我握手，有病毒。”他自己也认为人们对他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著名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们的痛苦，他认为，常规公共卫生措施并不适合艾滋病的特殊性，它对艾滋病的蔓延是不合适的和无效的。艾滋病往往在这样的人群中通过他们秘密的、隐私的行为传播，而他们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和受羞辱的。当门诊医生要求患者在卡片上填写名字和地址时，这些门诊的病人数量就遽然下降，许多人只好自己想办法治疗或者去找江湖医生。

　　这就像一个连环套，边缘化和羞辱导致隐匿，隐匿导致公众恐惧，恐惧再导致新一轮的边缘化和羞辱。

　　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对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给以心理救助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使他们拥有正常的权利，是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人道命题。而如何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走出地下状态，进入治疗程序并减少对他人的传染，则与公共安全息息相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说，“如果艾滋病人的心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就说明我们社会的整体防治水平上了台阶。”

　　事实上，对抗艾滋的国家政策与对待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态度，往往来自同样的认识水平。

　　毫无疑问，重复泰国和印度的错误是可怕的。泰国曾相信自己是佛教国家，道德基础足以对抗艾滋；印度则不相信有什么严重的危机存在，错过了控制的最佳时机。

　　澳大利亚的防治手段受到各国专家的推崇，其特点是，大量的科学宣传，对高危人群进行疏导而不是打击，对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加以关怀而不是歧视。事实上，中国与之相比，还存在着差异。

　　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对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关怀程度，与美国相差10到15年，“而且美国还不算做得最好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在谈及反对针对艾滋病的歧视时曾说：“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中国艾滋病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关怀不能只在12月1日

　　要帮助艾滋病人走出困境，需要做些什么？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人类基因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艾滋病问题关注者，给出了涉及几个方面的建议：

　　政府。“首先要在政府观念上把艾滋病还原为一种疾病，相关的政策要多从医学的角度考虑，少从社会风气的角度考虑。另外，我个人很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在合适的场合有所表示，比方说看望艾滋病人，和病人握个手。这个态度传达出去，力量会非常大。”

　　民间NGO。“可以说，防治艾滋病，帮助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必须有NGO。在艾滋病防治上，如同环境保护一样，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工作包下来。首先资源有限，现在政府已经从许多领域撤退下来，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将艾滋病的工作全部包下来。比方说心理关怀，政府不会有那么多人力一对一地去做劝解、开导，就需要民间人士来做些工作。比如对高危人群的辅导，向同性恋团体做宣传，政府官员不适合去，就需要民间人士去。NGO还可以利用它的优势，在国内外申请资助，获得为防治艾滋病所必需的补充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凡是在艾滋病问题上发挥NGO作用好的国家，那里的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就得到了控制。”

　　每一个人。“把你知道的科学知识宣传出去。对艾滋病的认识是很简单的，可是现在大众的成见太深，需要一点点地化解。我没法预期什么时候情况会得到改善，只能说，如果各个方面都做好的话——这是假设——5年的时间有可能会改善。艾滋病防治是全民的责任，应该让老百姓起来参与，在参与中提高认识。首先，我们不能只在每年的12月1日艾滋病日关怀他们，媒体宣传一下，相关人士走访一下。对艾滋病的重视，对病人和HIV感染者的关怀，应该成为人们的日常工作的内容了”。

　　来源：《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