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方晓

　　去年有一阵子，青岛媒体常出名上镜的，有一位退休老工人，名叫柏永济。年届八十，长年在一个山头公园做义工。维护绿化，清扫垃圾，保洁公厕。他风雨无阻，默默奉献，人称“老雷锋”。一位友人见报道后，问我，这不是你从前的同事吗？我说，他是我的师傅。友人调侃道，听语气怎么有点像“我的朋友胡适之”。我说，我并非攀附，有攀附雷锋的吗！再说，“老雷锋”和“胡博士”哪能同日而语。

　　“文革”前，我在柏师傅那家化工厂，干了两年多操作工。操作工，又称熟练工。无须拜师学徒，跟着先到者或年长者一熟悉，几天就可单练了。先到者和年长者，一律称师傅。这是工厂的规矩。柏永济就是我这一路的师傅。

　　柏永济师傅的岗位是看泵房。每天的工作，就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开一台或几台空压机，向车间里送“风”。也是份没什么技术却责任心很强的工作。很舒服，不怎么劳心费神，是照顾老工人的岗位。可他干起来认真得近乎于夸张。几台空压机被他擦拭得绝无油渍，纤尘不染。时不时见他拿着一把大螺丝刀，把“刀”头抵在机器某处，耳朵附在把手上“听”。直到我离开化工车间，从未见机器在他手里坏过。因为一有毛病，他就听出来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学着他去“听”，却只听见轰轰一片，不明就里，就觉得他挺神。不开机器的时候，他也闲不住，不是扫地就是擦窗户。一个简陋的泵房，里里外外总是熠熠生辉。他还和另外几位师傅，在泵房外辟出一块小花园，换上新土，种了不少粉豆、喇叭花、地瓜花、鸡冠花和菊花什么的。泵房在化工厂腹地，土壤都被酸碱“咬”成了不毛之地。可那片小花园，却永远姹紫嫣红、一片生机。柏师傅是很有情趣的。勤快的柏师傅，先进评得很多。说实在的，评他先进，我们口服心服。我估计，在山头公园做义工，恐怕也是这个劲。柏师傅文化不高，上电视时，出言近于木讷，但很实在。

　　我的熟练工种叫溶取。就是把上一道工序出来的“料”，填水加热溶化，然后放到器皿里冷却结晶后，把结晶体取出来，用离心机脱水，最后烘干即成。说来可笑，最初的器皿，只是一口口一米多直径的大水缸。偌大的车间里，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口大缸，煞是壮观。乍见时，我还以为是腌咸菜呢。我们的任务就是拖着大象鼻子般粗的胶管，用水泵挨个把缸里边的母液水抽干，然后用一把硕大的不锈钢漏勺，把附着在缸壁上的结晶体挖下捞出，填进离心机里。临下班时，再把新溶化的料（母液）抽到水缸里。周而复始，简单枯燥，毫无兴趣可言。只是，每见到矮矮的师弟小曹，撅着屁股吃力地往缸里探，我就会想起司马光砸缸的智慧。

　　我进溶取工序第一位师傅姓华，为人老实，不善言辞。穿着却极为干净。毛布裤子总是有棱有角。就是带补丁的工装，在他身上也永远平整挺括。但他干起活来却从不怕脏，泼辣麻利。往往我还没挖半缸，他已经挖净了两口大缸。我们的产品叫“安息香酸”。一个很好的名字，气味却极怪，刺人鼻腔，引人喷嚏不绝。可华师傅却浑然不觉。跟着他干活，想多干都不成。他总是抢先干下去。有时，我们都休息了，他还在把我们撒落在地上的料一点一点收拾干净。他说，这都是些钱，不能抛撒。经他伺弄的水泵阀门和管道，终年滴水不渗。刚入厂不久，有一次，我拣了块小木板子，准备带回家装半导体做机壳用。他见到后，附耳对我讲，公家的东西，就是烂了，也不能往家拿。说得我回家后吃睡都不踏实。第二天，神使鬼差地把木板带回了厂子。

　　华师傅似乎年年评先进。后来提拔当班长，却也从此止步。我去了机修车间学电焊后，他不无羡慕地对我讲，你们有文化，千万学好技术，要用技术拿人。我明白他的潜台词是，技术好，上进就快了。后来，我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常有技术比武夺魁之收，却无“拿人”之获。

　　有位姓邹的师傅，个子高挑，似有几分才气，言辞浮华，喜作宏论。有一年，他自任“执行导演”，组织了一个剧组。由一位刘姓师兄把一个戏剧谱成了歌剧。排练不久，便在厂里演出。至今我还记得剧名叫《红蓼渡》，大约讲的是地下党的事。跟着瞎忙的我，还演了个“匪兵乙”，上台溜了一圈。扮演女主角的是一位姓姜的师傅。她的身段与歌喉未必上佳。一曲主题歌《红蓼花》，却也唱得婉转动人，一时走红全厂。那个时代的工人是很文艺的。

　　还有几位女师傅，常常为评不上先进而懊恼。偶尔也会飞短流长发发牢骚。但绝不会影响她们的劳动热情。她们信奉的是，当工人，就得干好活。我学上电焊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周六，我就把我穿过的工装，送到她们任何一位手里。星期一那天，我总会一身清爽，很为师傅称道。我不尚华服，也不善修边幅，却讲究穿着干净。这多半是这些女师傅们培养成的。另外，技术工人行当里，但凡“技术大拿”，绝没有灰头土脸、穿着邋遢者。一个窝囊的人，是学不成技术也干不好活的。我的电焊师傅这句箴言，我差不多奉为圭臬。以此观人，极为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