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今年是梁宗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他是我的老前辈，比我长三十多岁。建国后，他在广州当教授，而我上完北大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按说，我是无缘与他相见相识的，但由于一次特别的机遇，我却有幸与他有过一点交往。

　　1978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那不仅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议，而且，建国后就从无先例。会议的议题重大而激动人心：总结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外国文学工作，讨论今后的发展大计，并成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

　　作为盛会，它聚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中从事外国文化工作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木、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与人文学科学研究有关的大学校长，名流云集，竟有二百多人。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人也参加了。

　　在这一片繁星闪烁之中，梁宗岱先生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尽管他从建国后在学术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大动作”、“大声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沉寂。但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精湛的译诗技艺、他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他雅美而灵致的诗章早已享誉中国文化界。

　　那时，我四十多岁，在学术权威如云、延安鲁艺老革命战士成班成排的本单位，我们这种年纪都被称为“年轻人”。

　　但我发现梁宗岱很好接近。他不摆出文化名家的派头，他不端着学者闻人的架子，更不像那种以学界霸主自命的人满脸威严逼人，不像那种自认学才盖世的人，全身傲气，叫人感到骨子里发冷。他长得人高马大，嗓门粗，像个豪爽的东北佬，大大咧咧的，平易近人。按说，他跟我这样一个学界晚辈素不相识，差距甚大，广州会议期间两人又不同在一个小组，且更无人向他引见我，是我主动“凑上去”的，他却非常亲切，平和，非常热情，主动营造出一种“一见如故”甚至是“自来熟”的氛围，使你感到自在。他谈兴很高，说起话来似乎毫无遮拦，饮食、起居、健康之道、生活常识……无所不谈，特别是关于他的制药技艺与他的“药酒”更是谈个没完没了，有时会议间隙在过道碰见时，他还主动跟你说道说道。

　　他如此善谈，可是，他偏偏不谈文化与学术，不谈会上讨论的那些外国文学问题：经验与现状，前景与道路等等，总之，言不及义，言不及这个学界、这个行当的“义”。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后学，之所以怀着景仰之情接近他，是想从他那里闻一点本专业致学之道，在评研与译介的真谛上获若干启迪，拾些许牙慧，还想得知一些学界、文坛过去的珍贵逸事。然而他却绝口不谈这些。当你问及请教时，他也予以回避，似乎已经横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好汉不提当年勇。因此，在广州会议期间，我虽然走近了梁宗岱，直面了梁宗岱，真可谓近在咫尺，但实际上他却隔我很远很远，他大讲的药剂与药酒，我不大懂，实在也不感兴趣，而我想谈的、想知道的，他又绝对没有兴趣去谈。于是，在学子后进的面前，那个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实实在在的梁宗岱不见了，面前只有一个乐呵呵、和蔼可亲的制药老汉，一个陌生的梁老头，从他身上，你看不见当年他游学欧洲的潇洒身影，看不见他与罗曼·罗兰、瓦莱里等法兰西文化大师“称兄道弟”、平等交往的痕迹，察觉不到他译象征主义名篇《水仙辞》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功力，以及他把文学评论文章写得那样潇洒而富于文采的本领……

　　那次盛会，全体大会上的学术发言，只安排了三个，将近一周的会议都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我和梁先生不是同一个小组，一直未听到他的发言，但听其他组的人说，梁先生在小组会上也几乎不发言，绝不对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发表意见。后来我理解了，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次遭到毒打，他辛辛苦苦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竟被毁于一旦。一个身心遭此沉重打击的七旬老人，伤痛哪能迅速痊愈？

　　在药酒问题上，虽然我在天真的梁老头面前应声附和与表示钦佩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但他却以一片赤诚待我，他见我有些“少白头”，就主动询问我的睡眠情况，着重介绍了他的药酒对神经衰弱有奇效，还曾邀我去他家中去看他的“制药作坊”，但我没有想办法抽出时间去看，会议结束告别时，他又送了我一大瓶“药酒”，叮嘱我服完后还可以写信去要。那其实是一瓶咖啡色的汤药，但放了酒，据他说是为了保鲜防腐。我尝的时候，觉得其味甘甜，口感很好。

　　据说，梁宗岱的药剂药酒研究始于四十年代中期，这似乎是他偶尔为之的“采菊东篱下”，他专心致力于斯，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晚年。他在广州会议后五年就去世了，因此，我见到的可说是“药酒时期”的梁宗岱。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梁宗岱文集》，收入的作品都是常绿常青的，具有持久文化价值与艺术生命。虽然梁宗岱在晚年绝口不谈论自己的文学作为，但世人还是要谈论他的，长久地、长久地谈论他的业绩，后人无法取代的业绩。

　　《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0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