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决定》强调指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

　　笔者相信，这些话会在绝大多数群众中产生共鸣。高收入者收入过高，低收入者收入过低，特殊行业和特殊人群的特殊收入增长过快，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问题。

　　小康社会的阶层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占主导地位，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均占较小比例。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仅占总户数的18％，人均年收入为8000元至1万元。而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者一般都占40％以上。阿根廷、巴西等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都达到了35％。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如果20％是高收入者，20％是中收入者，而其他的60％都是低收入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共同富裕，很难协调发展，很难人心稳定。

　　我们当然不反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问题，明确提出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权”等。但这一切，都必须纳入“制度”之中，以“制度”来规范，以“制度”来约束，以“制度”来衡量，以“制度”来监督。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反复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以制度为依据，以制度促完善。

　　调节高收入，需要有制度。第一，高收入必须是公平的收入。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过一份调查，说北京市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仅占金融保险业的26％。是农林牧渔业的从业人员能力低、付出少吗？很难说。第二，高收入必须是公开的收入。无论是凭劳动的收入、凭能力的收入、凭智慧的收入，还是其他的收入，都能说个清楚。第三，高收入必须是合法的收入。从事的是合法的职业，操作的是合法的经营，获取的是合法的财富，缴纳的是足额的税收。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条件，无论多高的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提高低收入，也要靠制度。例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平等就业”这四个字，几十年来，不正是全国农民所一直期盼的吗？其他还有产权明晰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都为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提供了保障。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因为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因此，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调节的力度，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