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洲

　　在目前这种单极霸权的世界中要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要求对美国的帝国野心加以限制，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利益的契合点，成为双方保持、发展一种良好互动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这种因战略利益上的一致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和谐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反美同盟，双方都会在各方面继续发展各自与美国的关系

　　各个欧洲国家都愈来愈认识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欧在资金、技术、产品等方面的积极合作，使我们得以适当平衡美国、日本的影响

　　在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中，我们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总体令人满意。虽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虽然有过19世纪以来不愉快的列强侵华史，但自朝鲜战争后，双方从未有过直接的武装冲突；相互间没有过多的积怨及深刻的敌意；彼此都不对对方构成战略威胁，也没有将对方视为战略对手甚至假想敌。在1979年中美建交前，西欧各国已普遍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

　　20世纪80年代后，对美、对日关系在我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稳步上升，美日两国的对华贸易、投资的规模更是西欧国家所难以企及的。但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中国与西欧国家维持、发展一种正常的、良好的关系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是一种战略举措。本文的目的便在于对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发展前景做一些分析。

　　战略利益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石

　　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发展前景应该是积极乐观的。这里最关键的理由是，良好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在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进程便已开始。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美国的帝国意图已昭然若揭：凭借远超过当年罗马帝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势，它试图不加妥协地在世界事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为此目标它不必考虑他国的利益，不依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不再求助于一个固定的联盟，特别是在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倾向于单独动用武力。人们可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布什政府，或者说是布什政府中的新右派代表人物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是美国目前的超强实力地位使然。无数西方哲人早就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受限制的、过强的权力必定会导致它的滥用，这与拥有权力的人的价值取向及个人品质没有必然联系。

　　面对这种单极霸权，最可能感受到威胁的未必是世界权力格局中最下端的国家，而是俄罗斯、西欧、中国这些传统的或新兴的强国。因为这种帝国体系最有可能损害它们的国家利益，它们也最有实力构成美国霸权的障碍。因此，要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要求对美国的帝国野心加以限制，便成为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利益的契合点，成为双方保持、发展一种良好互动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今年中国与法、德等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便是对这种态势的一种说明：美国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撇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这一方面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使美国可以无视安理会而一意孤行，置国际认可的主权观念于不顾；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巨大的经济危险：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和西欧国家都对石油进口有巨大需求，而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海湾国家。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形成在该地区的直接存在，进而威胁伊朗，并控制沙特阿拉伯的离心倾向。如此一来，法德等国在这个地区的各种战略投资及影响力将全被美国所取代，从而受制于人。因此它们在战前一致要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伊拉克危机，在战后坚持由联合国主导伊拉克的重建。

　　当然，这种因战略利益上的一致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和谐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反美同盟，双方都会在各方面继续发展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大国间不再有必然的对抗。除了美国的一部分“鹰派”因为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太深而不断寻找对手，认为没有战略对手便无法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和存在的意义，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主动以美国为敌，大家想要做的只不过是限制它的跋扈而已。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确实为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对法德两国来讲尤其如此。因为作为传统强国，它们有自己的国际利益需要捍卫；而作为二流强国，它们的这种利益又不可能不与一个霸主相冲突。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格罗塞（A.Grosser）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有法国和英国几乎一直想回答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如何才能恢复我的世界性影响？尽管我知道，实际上我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作为答案，英国显然走上了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道路，而法国则只能选择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戴高乐总统是如此，希拉克总统也是如此。在这时，他们自然需要中国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与西欧国家的良好关系对中国同样十分重要。不管如何行事，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美国右翼的假想敌。而良好的中欧关系显然可以构成对美国的牵制。

　　文化、经济方面，合作看好

　　其次，因为长时期的左翼运动传统，对于社会制度的理解上，西欧国家与中国不会遇到太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在这点上，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是中美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考虑出发，双方有更多的理由和睦相处，但在美国能够平静地看待共产主义的政治家确实不多。反观西欧国家，虽然与我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毕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左翼运动传统，所以很少有人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邪恶。二战后，意大利、法国的共产党都曾经是第一大党，法共至今仍是法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去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两个带有托洛茨基主义色彩的极左翼党派的候选人竟得到了多年不见的高支持率。社会党执政则更是经常现象。令笔者印象颇深的是《巴黎竞赛画报》1996年秋刊登的一项统计数字：有70%以上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应该走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在民众心理上、文化上，双方有一种认同感。虽然19世纪侵略中国的多是欧洲列强，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多是把西欧国家看成可以合作的力量而非主要敌人。在西欧，红色中国也并不意味着前苏联那样的威胁，中国文化更是遥远、神秘、异域风情的象征。

　　最后，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前景也颇为诱人。现在，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和中国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各个欧洲国家都愈来愈认识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欧在资金、技术、产品等方面的积极合作，使我们得以适当平衡美国、日本的影响。

　　几个负面因素可能影响中欧关系

　　当然，人们也不应忽视可能对这种和睦关系构成影响的负面因素。

　　这里最大的变数仍然来自另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人权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两条规律：第一，西欧的右派比左派更容易打交道。理由是，右派对于主权、不干涉内政、秩序稳定等理念更加重视，或他们不再刻意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与中国划清界限。而左派即社会党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一些，或更需要强调对人权等问题的重视来标明自己的特征。我们可以拿法国做例子来说明这点：20世纪80年代后中法关系曾两度陷入低潮，一次是80年代初，一次是90年代初的法国对台军售。而这两次低潮都是在社会党政府时期发生的，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第二，西欧的大国比小国更容易打交道。因为大国总有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自然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配合支持，所以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白白得罪对方。而一些小国没有自己的全球利益考虑，因此可能对某些具体问题如人权等分外执着，或毋宁说可以借此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塑造自己的形象、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荷兰、丹麦等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对中国的敌意未必不来源于此。

　　其次，西欧国家特有的社会制度使得他们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因此也限制了双方贸易的规模。西欧的劳动力价格昂贵，因为雇主向雇员支付的工资必须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以上，还要支付雇员本人及直系亲属的社会医疗保险、雇员的养老金、失业津贴等。这当然降低了西欧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还应当关注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指责。环境保护主义在西欧国家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相当一部分环保主义者有着原教旨主义的热情，且环境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中国持续恶化的环境完全可能成为他们政治攻击的对象。

　　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全面比较后还是可以断言，影响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发展的正面因素远比负面因素重要，它们决定了双方关系的最终走向。对此我们可以持总体上的乐观态度。

　　《环球时报》 (2003年11月07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