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周洛华

　　[2002年6月。美国，Dartmouth大学Tuck商学院，Chase办公楼地下一层5号，我的办公室。年近八旬的理查德.鲍尔(RichardBower)教授，一步一挪地走下楼梯，敲了敲我办公室的玻璃门。我急忙起身相迎。他听说我就要回国了，特意来和我道别。“洛华，我很欣赏你在金融学研究方面的创造力，回到中国后，不要浪费了自己。”鲍尔教授祝我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我一时语塞。]

　　经过了长途飞行和转机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第一站就是边防检查，我排队等了半天，前面有人四处插队，而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制止。结果我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一个，足足等了2小时之后，我才完成出关手续。我对查验证件的边防官员说，你们应该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的快速通道，这样既能够提高效率，又能够更好地为纳税公民服务。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核实了我的照片，又继续埋头敲章。我见他不作任何答复，又大声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个如何投诉边防的监督电话？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把护照扔还给我，仍然不作任何答复。从那一刻起，我心中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可能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社会了。不过当我走出浦东国际机场时，并没有想到：这种重新适应竟然远比我刚去美国时适应美国社会更加困难。

　　[2002年4月。波士顿，喜来登饭店，浦东赴美招聘团。各种机构都带来了50万年薪的招聘岗位，浦东开发正急需大量人才，我从招聘会上得到了许多来自国内的振奋人心的信息，也在几家招聘单位取得了初试的成功。面对如此高薪的职位和乐观的就业前景，我已决心回国。]

　　回国后不久，我就开始去联系那些本来在波士顿招聘会上表达过强烈意愿的著名机构。没想到的是，他们大都没有料到我真的回国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惊讶。因此这些机构对我的进一步接触的请求都有些推委和搪塞，以事务正忙为由，尽可能地推迟与我进入实质性的面谈。

　　[北戴河海边。刚回到国内还是很开心的事情。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双亲看上去都多了些白发。现在我回到家里，多少可以帮着他们作些事情。朋友们都还记得我，趁着暑假约我一同前往北戴河海边游玩。我曾经在18年前，首次来到这片夜色下的海边，现在和朋友们又来到这里，心中并没有时过境迁的感慨，却多了一份跃跃欲试的冲动。闲谈间，一位好友坦诚地给我一句衷告：“洛华，你现在回国了，就应该立即忘记自己是海龟，马上去泥里打一个滚，收起锋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土鳖，这样你才能在中国发展。”]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那两家机构终于安排了我的面试。我穿上当年去Dartmouth面试的西服，带上那本记录着玛吉老师面试我的笔记本，兴冲冲地去参加面试。希望这套曾经给我带来好运气的装备能够再次将好运带给我。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的发言主要介绍了我在美国的研究成果和当前的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我满怀信心地向他们表示：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能够大展身手，创造性地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许多现实的问题。他们听过之后就让我回去等消息，说我们考虑之后再答复你。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而我的心情也从最初的兴奋和渴望，渐渐地变成焦虑和犹豫，直到最后的失望和愤懑。我始终没有等到他们的任何答复。

　　就在这个时期，我收到了一位好朋友的邀请，参加他们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的投资咨询项目的招标会。我的身份是上海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我们要向河南省计委游说，希望他们委托我们策划一个有关河南省中小城镇建设的融资方案。

　　[Tuck商学院，百事可乐公司捐助的餐厅。我和鲍尔教授正在餐厅进行一场争论。我认为利用贷款购买石油开采权等于拥有了一片油层储量渗漏的油田。而鲍尔教授则根据米勒定理反对我的意见，他说一项投资的价值和其融资方式无关，创造性的融资并不能使一个失败的项目创造出价值来。]

　　我写给玛吉老师的信中说，我要出发去捍卫米勒定理，因为融资方案不能独立于投资方案而单独产生。河南省计委只委托我们作融资的规划，而不涉及其投资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无法实现的。

　　介绍会上，我作了发言，此时我已经学会将自己的锋芒收敛起来，我开场就说“对于金融学，我是个外行，什么都不懂，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向各位领导汇报的。”对面坐着的一排领导没有什么反应。接着我还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个事关米勒定理的问题：如果你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有价值的，那么你们根本不用担心资金来源的问题。如果你们的那些规划项目是没有市场价值的，那么无论怎么创造性的融资方案都不能使之盈利。关键是要把那些规划的项目，改造成为有市场价值的项目。

　　没想到我的这段发言之后，对面的领导来了兴趣。他们决定让我们先去一个叫做禹州的县级市作试点。按照我们的思路，去改造投资项目的价值，然后确定融资的方案。这样我们就成功地得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的委托，兴奋地回到了上海。

　　“我要去河南一段时间。”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母亲说。“那里人容易打交道吗？他们说话会不会算数？”母亲对于我去河南有些担心。“至少这是份工作。”我已没有太多选择，尽管此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河南。

　　[Dartmouth滑雪场。新英格兰最美在深秋，刚刚褪去缤纷落叶的阿巴拉契亚山上的滑雪场上，我和同学们踏着滑雪板，在相互追逐。]

　　初到禹州，也是深秋季节。宾馆窗外是黯淡的灰色天空，四周的建筑都被附近几座取暖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所笼罩。

　　河南人对我们很客气，他们自豪地介绍了当地的历史风物，我这才知道禹州原来是轩辕故里。整个河南都给人一种的土灰色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冬天烧锅炉，更是因为到处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封尘。

　　我很快投入了工作中，开始了解当地的情况。禹州市的领导给我们展开一幅由上海某著名机构编制的新禹州城镇规划图。上面勾勒着一幅美好的前景图：笔直而宽阔的街道旁，用五颜六色的标记点缀着各种城市公用基础设施。这幅美好的前景图的总造价是130亿元人民币。这对于前一年财政收入不过1亿元左右的禹州来说，即使全县不吃不喝也要100多年之后，才能够建成这些设施。这道现实的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Baker图书馆。我喜欢Baker图书馆三楼向南的阅览室，那里有厚重的橡木桌椅，冬天时还烧着壁炉。天气好的时候，窗外高大的老榆树枝条，筛下一束束光线，投射在我的桌前。我喜欢长时间地坐在这里苦读论文。]

　　在禹州的调研工作进展非常快，我们深入了解到了各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经营现状和困境。比如当地利用3000万国债资金建成的污水处理厂，结果却由于水费上涨，居民减少自来水消费，造成设备闲置。当地3万吨供水能力的老自来水厂目前开工率不足30%，规划上却还有一个8万吨产量水厂等着资金来开工。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不见好，老城区的房价高，却没有多少地，新城区的地价低，却没有人愿意搬过去；西气东输的支线要巨额投资；城里的小火电改造成冬季供暖的设备，却很难收到钱。

　　河南人非常有耐心，也很客气，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并不急于要求我们提出什么方案，而是非常配合我们的调研工作。各地都送来的资料和统计数据，只要是我想得到的问题，描述得清楚的要求，都由一位姓连的计委副主任安排人去收集数据。他每天还陪着我们一起吃工作餐，直到晚上才回去，我向他多次表达了谢意，他却坦然一笑地说，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项目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情况渐渐清晰起来了，我们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像得复杂和困难。我整天住在禹州宾馆，苦思冥想，希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不知不觉落下不少头发，我在禹州发电厂参观时，曾经存照一张，北风吹散一头干枯的疏发，刚回国时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已经恍如隔世。虽然他们每天都招待得很周到，但是我仍然茶饭无味。心中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多，千头万绪，找不到解决的线索。当地人越是对我客气，我越是感觉自己欠他们一个答案。始终有一种解决问题的迫切压力，使我彻夜难眠。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也不想错失这个考验我自己的机会。

　　不久，省计委的一位处长又来禹州看看我们的进度如何。闲谈间他问起我，南水北调工程将穿越河南，管道建设资金需要70亿元左右，这笔资金如何筹集。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不要把这个工程当作输水管道来建设，而应该将其作为虚拟的“水资源银行”来策划。建立一种鼓励当地居民节余用水的机制，然后向下游的省市出售富裕的水资源使用额度，这样就帮助金融市场对该项工程建立了一种盈利的预期，只要有了这种预期，就可以选择信托去融资了。他听过我的建议之后，非常满意，说至少他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具创造性的方案。

　　[Tuck教学楼。208房间，玛吉老师的办公室。我向她汇报刚刚做出来的试验结果，收购加油站的石油公司能够降低风险，因此能够创造出新价值。]

　　禹州盛产煤矿，又有大型电厂，我们将禹州煤电铝一体化的项目具体成为了“基于电解铝价格风险管理”的模式。将当地的资源作为观望期权，用风险较小的煤炭作管理风险较大的电解铝的金融工具。这是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创新的研究成果，其原理非常类似于我在Tuck研究时期的加油站项目。

　　我们在当地取得的第二项发现是帮助当地建立一个药材市场。其实当地早就投资建成了硬件设施齐全的药材交易市场，但是里面的药材铺子都是小而全的个体经营，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在调研中，我发现，其实禹州县的药材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来进行交易。事实上，当地人已经自发产生了原始的药材收购期权合约，这一发现让我非常兴奋。—实践总是走在猜想的前面。我们建议当地政府不要再投资搞硬件设施了，而是帮助建立一个以“板蓝根”为主导品种的标准化交易平台，让那些和农民签订了收购合约的投机商，有一个平台可以对冲他们所承担的风险。

　　最后，我们也解决了禹州的城市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和其他产业的投资价值改造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融资建议。我对那个方案非常有信心，我称之为：我们只是有幸发现了这个惟一能够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案，我们颇有“妙手偶得之”的感觉。就像解开了一道困扰我们多日的难题，全体成员都很高兴。

　　项目的调研和分析工作，前后进行了约半年时间。我回到上海准备最后的报告，母亲告诉我报纸上又有关于上海市组织用人单位赴海外高薪招聘人才的报导，时隔一年，这次的最高年薪从50万提高到了500万。我看了标题之后，黯淡地一笑，对母亲说，这篇报导应该放到体育版，这就像是在报导每天都有人买体育彩票中大奖一样，而我并不能就此判断我就是下一个中奖的幸运儿。

　　[Steele教授家。离开美国前最后一天的晚会。Steele太太问我为什么回去，难道美国不好吗？我拿着酒杯对她说，我回去会干得更好。那一夜我们喝了许多酒，我和同学们拥抱告别，我们都哭了。]

　　在河南省计委组织的项目最后的评审会上，我作了主题发言，当我用兴奋的心情介绍我们用最先进的期权投资法帮助禹州解决自来水厂和热电厂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都为这个充满创新观念的报告感到新奇。最后这个报告得到了长时间的掌声和高度的赞誉。

　　那些领导们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就不再转录在这里了。虽然我知道那些溢美之词多少都有些应景之意，但是我还是想大声告诉他们：为你们服务是我的荣幸。这段宝贵的经历使我卸下了光环，卷起了袖子，学会了更多的人生哲理。我今后仍然会鼓励自己向往更高的挑战，但是首先要学会接受眼前的事实。我感谢河南人民给了我回国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河南人民给了我人生中难得的知遇感怀的机会，他们使我能够兴奋而自豪地为他们从事一项真正有意义的项目。他们对我的热情，期望，赞赏和鼓励使我最终确信：回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