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先说明一点，我很是知道是自己吃几碗干饭长大的，也知道自己的水平究竟有多高，所以，在《人民网》的文章，笔者写什么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网友”，即便自己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用的也只是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偶尔编辑“多事”用了诸如“其它什么”的，也是因为他们经常“抱怨”我的文章“棱角太多”，有一点“风险”，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其它什么”的，增加一点“安全系数”。虽感到有些可笑，也只能表示理解，因为这也是中国的一种“国情”啊！至于本人对他人“不恭”之文风，也只是由本人“好斗”的性格所决定，与“其它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我和刘吉涛先生都是“网友”，也就谈不上“教诲”不“教诲”的了。

　　看了刘吉涛先生《再论惩治腐败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兼回应邵道生教授（重刑主义，好大一顶帽子）一文》一文，我实在发觉不了咱俩之间的“并不矛盾”表现在何处？一个是主张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视作为贪污受贿来处理，一个是将这一主张的人视作为赞成“惩治腐败刑罚越重越好”的“重刑主义”，观点如此泾渭分明，怎会“并不矛盾”？！

　　读了刘吉涛先生第二篇文章，我始终弄不淸自己怎么会变成“重刑主义者”，然而刘吉涛先生文章中的漏洞却是越来越清楚了。

　　第一，刘吉涛先生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的‘巨额’有越来越‘巨额’趋势，原因不能归结在刑罚不严厉上，而与现行体制有直接的关系。”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即既与“现行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又与“刑罚不严厉”有关。为什么？一是我只知道现行体制是由众多的具体制度所构成，而刑罚制度又是众多的具体制度中的重要一种，将刑罚制度排斥于现行体制之外，逻辑上不通；二是当今社会腐败分子的腐败成本实在太低，显然这是与现行体制中具体刑罚制度相关，对腐败的打击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鼓励”贪官的腐败；三是贪污几百万、几千万要掉脑袋，咬紧牙不坦白、死不承认，即便是贪污几亿也最多判“五年徒刑”，这样的刑法规定世界上也是罕见，这就是当今贪官污吏大面积地出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肯定是与这个“刑罚不严厉”有关；四是，即便是按刘吉涛先生主张的那样，贪它几千万，就是不交代，反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没有掉脑袋之死，难道这就是现代的法律文明？！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的，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量刑最高应为死刑”，您同意吗？

　　第二，一位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刘吉涛先生在《警惕反腐败斗争中的‘重刑主义倾向’》一文的论述中立论有一个基本错误。文中认为：‘从法理讲，一个公职人员一旦有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检察机关要指控其犯罪，检察机关就负有举证责任，必须寻找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非法，就意味着当事人无罪。相反，如果检察机关要指控一个犯罪，把举证责任交给个人，让个人自证无罪，这是对人权的戕害，是专制而不是法治。’这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国家公职人员与普通民众是绝不一样的。因为国家公职人员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在世界的民主国家，基本上对公职人员都是采取‘有罪推定’的，就是如果你的财产明显超出合理来源，公职人员自己必须证明其是合法的，也就是要自己取证。而不是像文中所说的要由检察机关取得证据。”我非常同意这位网友的意见，我想，像新加坡那样，对说不清来历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推定为贪污或受贿，也是基于这样的法理。是新加坡那样的法理对？还是像刘吉涛先生主张的法理对？我想，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来看，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第三，刘吉涛先生说：“从世界潮流来看，废除死刑是大趋势。我国是世界是保留死刑最多的国家之一，刑法及其它法律规定的死刑多达67种。如果采纳邵教授的建议，恐怕又要多一种了。”显然，刘先生想给我上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与时俱进”之课。对此，我想指出以下几点：一是刘吉涛先生将基本加减的运算都不会了，若果真采纳我的观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视作为“贪污受贿罪”，那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就没有了，“法律规定的死刑”仍是“67种”，何来“多一种”之说呢？二是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文明”？我有以下四个基本观点：有的“发达国家的文明”完全不适用，应该彻底拒绝的，如“性解放”；有的只适合发达国家国情的“发达国家的文明”，如高消费、高福利；有的可以马上拿来运用的“发达国家的文明”，如一些“管理文化”；有的现在还不适合、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借鉴的“发达国家的文明”，如“废除死刑”。当前学界出现一种急于与国际接轨的浮躁倾向，一些法学家为什么热衷于辽宁黑老大刘涌案件？其中有一条（哪怕是极其次要的），就是急于要让当代中国出现一个美国式的“辛普森案件”，将美国式的审判方式完全搬过来，完全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顾，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书呆子”来说，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种“洋文明”的。

　　最后，我也像刘吉涛先生一样，作一个我的四点“总结陈辞”：一是腐败问题的治理，重点既在体制，也在法律；二是体制不严，而法律惩治又宽，就会出现当今社会大面积、大范围的贪官“健忘症”，就会出现失去民心、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多判五年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三是主张将说不清来历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推定为贪污或受贿，并不等于主张“刑罚越重越好”，亦是贪多少刑多少，谈不上什么“重刑主义”；四是学一点被世界上称之为最廉洁国家新加坡治腐的经验和理念，也未尝不可，并非一定要以欧美为本。

　　像刘吉涛先生般的法学家们坐在“栅栏”里，在认认真真思考关于想冲出“栅栏”的羊的生存问题；而像我这样搞社会学的则是站在“草地”上，忧愁地思考着想冲出“栅栏”的羊与整个社会的社会生态的平衡。于是，两者“格斗”起来……这，实在是“有趣”得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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