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乔新生

　　从明年1月1日起，上海市将停止使用沪○专段车牌，改挂普通民用车牌和沪警车牌。（见《解放日报》2003年11月5日）这是继武汉等地推出公安车牌改革方案后，又一起新闻事件。

　　车牌作为车辆的一种识别标志，其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然而，曾几何时，公安专用的○段车牌成为了特权车的标志。无论是执行公务，还是因私出行，只要挂上○号车牌，便会一路畅通。个种缘由非常简单，谁让管理交通的警察是咱们自己的人呢？

　　所以，我有一点点担心，取消了○号车牌，如果不根除特权思想，问题依然会存在，只不过司机多一道出示工作证的手续罢了。从专用的公安（GA）牌照，到○号车牌，虽然游戏的形式变了，特权不还是如影随形吗？

　　因此，对更换牌照这种举动，我们且不可欢呼雀跃。因为谁知道还会冒出何种形式的特权？

　　不过，取消名声不佳的特权牌照毕竟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不管今后再冒出何种特权，取消已经存在多年的特权总是一个新闻事件。然而，人们多么希望这种车牌上的游戏到此结束啊。想当初，政府机关尊重公民的权利，实行随机选号，没有想到，这个刚刚到手的权利因为一些引起非议的号牌出现而被迫搁置。倘若有一天，公安机关的特权表现为工作证件，是不是应该取消公安机关的工作证件？

　　现代行政的理念应该深入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骨髓里，而不是表现在车牌上；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也应该体现在精细的制度约束上，而不是浅表的形式变迁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先生因为夫人搭乘了公务专机，不得不额外掏出数千欧元。为了节省自己的开支，周末施罗德不得不舍弃豪华防弹轿车，而驾驶自己的大众高尔夫轿车出外度假。所有这一切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的自然，可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如此地怪异。因为施罗德的行为不乏社会监督，而中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谁来监督呢？如果缺乏自律，而又无法他律，车牌的更换有何意义呢？

　　公车私用在中国早已是不治的顽症。以公安机关的用车为例，除了执行公务的专用车辆之外，凡是悬挂○号车牌的公安车辆几乎都成为了执行公务的代名词。在用车问题上，一些机关从来就没有做到过公私分明。因此，我认为取消○号车牌，可能更便于公车私用，更难以监督。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差异和区分是制定规则的前提条件，如果取消了公安专用车牌，而代之以普通的民用车牌，虽然增加了交通管理者识别的难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公众监督的难度。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将公安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而是将公安及其他政府机关的用车凸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公众的监督。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特权车的问题，必须解决某些管理者的特权思想问题。如果特权思想依然存在，即使将车牌伪装再好，也会被一些管理者识别出来，从而赋予其使用者种种特权。

　　公安机关作为中国的道路交通管理机关，如果无法解决自己的特权车问题，而仅仅在车牌号码的更换上打转转，人们很难想象它能从根本上管理好交通秩序。其实，中国各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出在特权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上面。所以，上海市痛下决心，对违章警车“施以重罚”。但既然处罚者又是自己人，谁能保证处罚时不会手下留情呢？

　　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是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在这个定势下，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监督组织机构和监督手段。在对待公安牌照这个问题上，我国一些地方似乎除了更换牌照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既然监督公车私用的成本太大，不如索性允许公车私用更好，政府只需要根据工作的性质，每人每年发放“车贴”即可。既然交通警察喜欢对自家人网开一面，在车改中不妨适当减少对公安人员的补贴。当然，对于那些违反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公安车辆，可以采取媒体曝光的方式，督促交通安全机关依法处理。

　　笔者无意对上海的改革举措泼冷水，而是以为，公安车牌的更换只是形式上的一小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搞好自身监督，允许社会监督。否则，这次车牌改革又会变成一场游戏而已。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