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君百岁巴金壶正面 制壶祝寿，自古已然，德望年高，尤宜如此。今年11月25日，正值文坛泰斗巴老百岁览揆之辰，当敬贺之。一次，我与孙琴安相聚谈到巴老为人为书，大家深感：巴老是作家，更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我们这些从小读巴老书长大的学子们也当有所表示。也巧，我们刚刚制成“笛王壶”，社会反应颇好，若能制个“百岁巴金壶”以资纪念，不亦乐乎？于是，便投入到策划和设计之中。
资深记者陆谷苇是巴老的挚友，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他写的《记巴金》书，翻至扉页，见一幅巴金速写，十分逼真，系高莽先生1992年1月16日所画。我决定以此作壶面。于是找到了陆谷老。陆谷老当即拨通了北京电话，与高莽取得了联系。高莽听说是为了纪念巴老百岁诞辰，十分高兴，爽快地答应了。电话放置，陆谷老与我谈及了这张速写的经过：“一天，我、高莽与巴老见面，大家谈得很愉快，近午时分，我们准备起身告辞，高莽忽然说：‘巴老，我画一张，就两分钟。’说着，便掏出速写本，刷、刷几下子就画好了，高莽请巴老签个名。巴老很高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写了‘九二年一月十六日’。最后还写了一句话：‘我说像我，谢谢！’你们选它作壶面眼光是很准的。”高莽原为《世界文学》主编，作为翻译曾多次陪同巴老出访苏联，曾多次为巴老画像。
壶的背面，决定用“百岁巴金”来阐释主题。我们请沪上九七高龄的著名画家王康乐题字。记得是上海最热的一天，我骑车赴王老家请墨宝，王老听说为巴老题字制壶，高兴万分说：“为巴老贺寿，义不容辞，当写。”说着便磨墨提笔书写“百岁巴金”，王老大大小小地试了好几张纸，也足足花了两个时辰，直到他自感满意之后方让我带走。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陶艺家陶昌鹏负责整体设计。为此，陶先生认真拜读了陆谷老《记巴金》一书，不久，便拿出了草图。紫砂壶的整体色彩选用与“大足石刻”相一致的土赭色，意在点明巴老乃四川人氏。壶身为一本厚书，书的高度为100毫米，以喻百岁；书的长度为76毫米，以示巴老写作生涯；书的宽度为58毫米，以象征巴老在上海生活了58年。壶盖乃一页文稿纸与书页吻合。取巴老用过的“华脱门”笔尖作壶纽。这管笔乃巴老大哥李尧枚所赠，巴老在1932年4月写成的《呈献给一个人———纪念我的大哥李尧枚》中写道：“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你大前年在上海时买来送给我的这管自来水笔，我用它写了我的《灭亡》以外的那些小说。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巴老就用这管笔写了《家》、《春》、《秋》———揭示了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封建家庭、宗教制度扼杀的事实。
壶把用老式放大镜斜竖在书的一侧，以示巴老晚年还孜孜不倦地读着佚文，还在笔耕……壶嘴采用了玉兰花苞。玉兰本是上海的市花，在巴金寓所的花园里有两株高高的广玉兰树，海内外的作家常将之比作巴老的人格和他的创作。在这玉兰树下，巴老常与来访客人摄影留念，在这玉兰树下，巴老常拄着手杖散步，他晚年有好些文章就是在玉兰树下漫步沉思的果实。
有了整体设计后，我们请来了宜兴制壶工艺师范锡军、杨秀芬，请他们根据草图当场捏一壶出来品评，玉兰小了点；放大镜作壶把，笔做壶纽总感不妥。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反复琢磨，大胆修改。范锡军、杨秀芬从宜兴很快带来了第二把壶：笔尖短了些、玉兰缺少神韵，放大镜的框厚了些……还是不满意，重新再制，范锡军、杨秀芬还有上海的林家宝不厌其烦地来回于上海与宜兴之间，方把样壶定了下来，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百岁巴金壶”是那么的稳重大气，富于美感。其正面是高莽的巴金速写，其反面是王康乐题贺的铭文，刻的深浅恰到好处。那书的线条简洁挺秀，放大镜的细部肌理也透析清明。玉兰花苞更是似露欲滴，壶盖、壶纽、壶嘴、壶把安排得得体且有神韵，东方印社社长范振中为之刻上“解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海派文化编辑委员会监制”的篆章为底章，再配以竹节的紫檀木做底座，壶更显端庄盎然。
集众人智慧，扬高人之技艺的“百岁巴金壶”，可以说是很完美的了。我们应巴老百岁寿诞之约，只作了100只紫砂壶纪念而已，相信壶之芸香，能传千秋佳话。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12日 第七版)百岁巴金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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