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宏

　　11月7日，太平洋东部岛国基里巴斯宣布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台当局对这一高成本换来的“外交”成果欣喜若狂。然而，仅短短一天，岛内各方的兴奋点又回到了明年的“大选”。

　　明年3月20日，台湾将举行新一次领导人选举。围绕这次选举，朝野双方无不尽力在各个方向“搏战”，而今年以来一连串的事件显示，在“选举至上”思维下，台湾当局已经将作为内部事务的选战扩展到两岸和国际事务上。换句经典性的术语，“外交是选举”的延续。

　　受“选举至上”影响下的台湾“外交”呈现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外交”是选举的助推剂。如果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选情比作一次火箭发射，那么陈水扁当局则一再试图借“外交”这一助推剂达到“起飞升空”之目的。受任期内政绩表现平平拖累，民进党落下了“选举内行、治政无方”的口评。从八掌溪事件、“核四”停复建风波、弹劾与反弹劾纠斗，乃至今年上半年的SARS应对不力，民进党政府一路走来，在施政表现上令岛内民众失望。既拿不出发展经济的良策，又缺少整合岛内各方势力的能力；即使有一统天下、独揽大权的野心，却又无海纳百川、唯才是用的胸怀。因此，陈水扁的4年任期几乎是在朝野纠斗、口水战、经济衰退等状况下渡过的。

　　面对团结的在野党、失望得近乎愤怒的芸芸大众，陈水扁当局唯有力求在自认为“十分满意”的“外交”上得分。在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外交”动作上，背后都是转移民众视线的考虑。最明显的莫过于今年5月间，陈水扁面对SARS应对无方的一片质疑声中，悍然抛出“加入WHO公投”等议题。

　　第二、以“外交”挑衅“大陆”的意图趋浓。李登辉早期，尤其是钱复担任“外交部长”前后，关于“外交与大陆政策位阶”问题的争论一度十分激烈。钱复等人曾为此公开声称，“大陆政策与外交同等重要、平行发展”。的确，在没有“执政危机”，或缺少强有力在野力量竞争的情况下，台湾当局的施政一般都形成“平行发展”，甚至“外交高于大陆政策”的局面。但今年这种局面则有了变化，发生很微妙的逆转。为了选举需要，陈水扁政府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实际上已有把“大陆政策”置于“外交”考虑之上的思维。在许多“外交”事件上，陈水扁并不是出于“外交”目的，而是为了挑起普通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为了激怒大陆作出为其所用的反应。今年5月的所谓台湾驻WTO代表团“被大陆打压”事件就是一例。此外还有民进党炒作所谓亲民党“立法委员”高明见受“中共邀请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抗非典会议等事件。不过，由于祖国大陆在这些事件上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兼顾的对应措施，陈水扁的得分有限。

　　第三、对美国采取了“闹小性子”与“大依附”的两手策略。今年陈水扁当局改变了此前一直以“全面依附”对美处理手法，在未与美国充分沟通情况下抛出一些有争议性的议题，给了美国不少“意外”。尤其是“公投”、“催生新宪法”、“两岸一边一国是明年选战基轴”等，不但遭到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对，也使美国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和警告。不过，为了不给在野党以指责“儿皇帝”的口实，也为了迎合草根民众“爽”的口味，陈水扁并未在美国的警示前立即后退，而是进一步在公开场合摆出“与美正面交锋”、“不畏美国压力”的姿态。但私下却加紧利用所有的管道向美国传达信息，以平息美国不满。

　　另外，陈水扁当局了解到美国不同部门、不同人士在对台政策上存在某种差异的事实，并对此充分利用。今年10、11月间，陈水扁就做AIT理事会主席夏馨的工作，利用她的非外交官性格，使她说出一系列明显对台湾当局有利、对民进党有利的话，既巩固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地位，又暗中牵制了被台湾方面认为“不友善”的AIT/T负责人包道格。

　　上述“选举至上”影响下的几个“外交”动向除适逢选举年这一根本因素外，也与民进党的特质密切相关。不知是否受民进党发展经历所限，该党从体制外的反对势力转入体制内后，一直不能很好地适应其角色转换。在对外关系上，自陈水扁、吕秀莲以来，注重个人表演、无视正常游戏规则的率性、随意动作接连不断。例如2002年吕秀莲强行进行印尼“闯关之旅”，走的完全是“个人办外交”的路子。

　　从实际效果上看，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做法根本无益于台湾的所谓“国际处境”，相反：（1）它只会强化岛内民众的挫折感。民众的这种挫折感虽然在短期内也许可以拉抬对该党和陈水扁当局的民意支持，但一旦这种挫折转化为失望和愤怒后，不仅无助两岸间的交流，也极可能引火烧到民进党身上。（2）乱闯硬扛可能引发国际上的不安，使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面对台湾时更加小心谨慎。今年民进党的“公投”和“催生新宪”受到美国的批评，一度给陈水扁当局带来相当大的压力，陈不得不多方活动以平息“美方对陈不满”的说法。（3）作为对台当局莽撞的反制，中国大陆必然在相关议题上有所回应。

　　综上所述，将“外交”作为选战工具来使用的做法是饮鸠止渴，在短暂的收益后，必将使台湾付出更大的成本。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