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3日00:48 人民网

网友：邵道生　　（一）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解读。　　近来，媒体又对“权贵资本主义”热炒了一番。其实，这一概念已经不是新的了，吴敬链先生好几年前就提出来了国际学术界和国际媒体似乎更早，“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具有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很具有“亚洲特色”，吴敬链先生结合“中国国情”将它作了发挥性的引入，所以，直至今天还不乏新鲜感、前卫感，对我有较大的启发。不过，对研究腐败多年的我，将具有“亚洲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将过来并不是很妥当的，应该有中国版的“权贵资本主义”。　　那么，在具有“亚洲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国版的“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是：“亚洲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从最高执政者开始的，如菲律宾马科斯、印尼苏哈托，它的国家制度性质是资本主义，因而只要是作为执政者权贵的家族、密友，只要找得到作为执政者权贵的“关系”，就会迅速地形成又粗又重又黑的腐败链，就会产生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因而将其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点都不错，实际上它的确是“权贵”的“资本主义”。而我国的国情呢？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当官的本应是“公仆”，本不应该有“权贵”之说，只是“公仆”发生异化、畸变了之后，与“资本”（当然是“不法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之后，才有“权贵”之称的，才将权力的属性变成“资本主义”的。而且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层执政者的反腐败态度是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力的，为世界所称赞的，所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不是像菲律宾马科斯、印尼苏哈托那样的、始自于最高执政者的整体国家性的，而是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因而我对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是：“‘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其中，“权贵”指的是蜕化变质了的“公仆”，“资本”指的是国内外、境内外的不法商人，“资本主义”指的是权力性质的异化、畸变，根本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了。　　这就是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解读。我的这一解读是不是与吴先生所说的涵义一样，就不知道了，若是“一致”，那就算作是笔者学习吴先生的心得体会吧，若是“不一致”，就当我是在另作一篇文章，错误之处自然只能算到我的头上。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当蜕化变质的“权贵”的腐败只是像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样单个的、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个人行为”时，那么无论如何成不了“资本主义”的，可现在的腐败发展态势决不是上述情况，它是大面积的、团伙式的、持续不断的，甚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的权力性质会在一段时间內发生畸变，那么，这种腐败现象是可以够得上一种“资本主义”的。所以，若是从就个层面上理解，那么，恕我有点不敬，吴先生讲的对“权贵资本主义”应该诸如“防止陷入”或是“防止、警惕”的提法，稍有点“太温和”之感，因为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并非是“将来时”，而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的问题了。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非也。就以福建厦门远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辽宁沈阳慕马案等腐败案来说，它的实质就是“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的实现。在中央彻底粉碎这三个腐败案件之前，是当地的“权贵”千方百计地保护“不法资本”的利益，而“不法资本”则是用极其肮脏的金钱贿赂当地的“权贵”，对这个地区来说，它实施的就是由“权贵”+“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权钱交易）后的一种“资本主义”，蜕化变质了的“权贵”与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格格不入的，与人民利益是格格不入的，结果呢？“权贵”们掌握的权力性质就从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是中央，花了极大的力量才将已经这些地区畸变了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变”了过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发出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警告？这一警告的基础就是在这些地区、这些部门、这些领域发生的“权力的蜕变”，就是决不允许诸如福建厦门远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辽宁沈阳慕马案等“权贵资本主义”向全国性蔓延。　　（三）其实，“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他们应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党，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停滞、腐化、堕落，这不是变质？”现在腐败发展的态势就更加上一层楼了，不仅仅是“几个书记”的彼此“勾结起来”，而是“几个书记”和“几个重量级的不法资本”“勾结起来”了，湛江、厦门远华、沈阳三个腐败案不就是那样吗？一些省部级的“权贵”们不就是那样吗？“停滞、腐化、堕落”的状况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很现实，也很生动，然而却是让人心惊肉跳。所以，“‘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早就不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了。　　对此，我又突然想起了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改变面貌”，当然指的是和和平平地、舒舒服服地、不快不慢地、不通过流血方式的、让“权贵”富穷人穷的“改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喜欢用“和平演变”这个词，然而这些腐败了的“权贵”们，掌的是人民给予的权力，谋的却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经受不起（资本）糖衣炮弹的引诱，贪赃枉法，疯狂敛财，奢侈腐化，哪有半点儿的共产党人的味道？这些“权贵”们的蜕变不是“和平演变”又是什么？！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挫折和教训告诉我们，“权贵资本主义”在前苏联一夜之间的土崩瓦解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解体中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黄苇町先生在《谁是苏共掘墓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和一组数据：在苏共垮台和前苏联解体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械挂窃此展哺骷段被崂锉舜艘酝鞠喑频娜恕Ｗ罱幌畹鞑橄允荆樟逼诘母刹吭谙肿芡嘲嘧又姓�75%，在政府部门占74%，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80%。而国內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这样说：“（前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黄苇町先生和弗兰克·奇福德的两段话说明什么？说明两点：一是说明了原来的苏共权贵（可以不用引号了）们是一点都不怕亡党亡国的，不仅不怕，而且还非常欢迎亡党亡国，因为他们笃信：党可以亡，国可以亡，权贵们的地位、权贵们的利益、权贵们的特权并不因为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消亡的，相反地，由于这个“演变”，使他们过去攫取的国家财富因为变资本主义而完全“合法化”了。二是在前苏联的共产党內，在那个几十年的僵化体制下早就形成了掌握权力、掌握资本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就形成了失去民心、失去党心的腐败了的“特权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一部分的政权性质（从上至下）已经蜕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不过是这一蜕变的催化剂吧了！总而言之，是苏共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啊！　　那么，像成克杰、胡长淸、李纪周、刘方仁、程维高和田凤山这样的权贵们，像湛江、厦门远华、沈阳窝案中众多腐败了的达官贵人们，他们对这种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态度又会是怎样？我想，他们肯定是双手高举欢迎，口中三呼万岁的！　　总之，必须记住中国式的“‘权贵’+‘资本’的‘资本主义’”的特点：那就是从局部变，从一些地方变，从一些部门变，从一些领域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反腐败就是中国最高层带领全中国人民与这种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斗。　　相关文章：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