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中国企业对公益事业不感兴趣，一定会有无数的唾沫飞来———“你没见过当年CCTV抗洪募捐晚会上密密麻麻的认捐牌子吗？”如果我说中国企业对公益事业陌生，一定会有人说我，“刚会读ABC，就开始贬自己国家的企业？”而事实上，与一些跨国公司相比，我们一些国内企业确实对社会公益活动既熟悉又陌生。

　　公益事业高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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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企业闪亮登场暗争高低

　　国内企业虽然缺席但不服气

　　11月11日，“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暨公益项目展示会”在北京国际饭店落下帷幕。这场由几家国内和国际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走进公益、服务社会”活动，汇集了众多跨国公司，安利、微软、可口可乐、壳牌等，均闪亮登场，人们甚至能感受到这些跨国公司之间还有暗中一比高低之意。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人头攒动的43个展位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只有附着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展位中的天津天士力集团展牌以及海尔集团副总裁的简要介绍，勉强给国内企业挽回一点面子。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另一场中国孤儿慈善募捐晚宴，当时就有媒体对中国企业缺席慈善晚宴说三道四。

　　据本次论坛会务组工作人员介绍，会前，他们曾给国内企业打过不少电话，但很多公司都表示不能参加。而本次论坛中间的一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专题报告，尽管再三邀请，尽管再三申明不收企业任何费用，也不过到场百家国内企业。

　　对此，有人感慨说，中国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太陌生，他们不认为社会公益事业跟企业有多大关系。

　　中国企业家听了这话一定不服气、不爱听———“我们不去参加就是我们对公益事业陌生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上海市营业额前1000名排名中的503家公司的公益捐赠行为调查显示，92.4％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有过公益捐赠行为；其中国内私营公司捐赠水平最高，捐赠金额占当年公司营业收入额的0.87％；三资公司次之；国有公司捐赠水平最低，为0.29％。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的杨团女士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分析道，表面上看，中国企业对公益事业态度漠然，与跨国公司似乎相去甚远，但当我们通过案例做对比研究就会发现，其实这是文化习惯导致的捐赠模式差异。

　　捐赠会为公司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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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以企业最大利润为轴心

　　国内企业“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捐赠会为公司带来什么利益？美国权威的公司调查组织“交流会议”（ T heConferenceBoard）对463家美国公司的捐赠策略与收益作了深入调查。这四百多家公司的答案是：改善公司的形象（75％）和提高员工的参与和士气（52％）是最重要的利益。其他有益的回报还有：与顾客的关系得到改进（20％），产品销量增加（7.2％）和更多的媒介报道（3.6％）。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分析说，近年来，跨国公司与慈善总会的接触比较密切。跨国公司想在中国站住脚，取得一定效益，就必须让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了解他们。拿出一部分钱来回报社会，这是跨国公司树立良好企业公民形象的途径之一。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在分析中国企业目前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时谈道，“可以说，目前国企的捐赠大都来自于政府的号召，理论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压力捐赠。西方跨国公司做公益事业的理念比较规范化，目标也比较明确，基本核心是围绕企业最大利润开展公益活动。

　　哈尔滨新中新集团是中国大学校园卡系统的著名供应商。公司董事长宁爱华对时讯记者说，我深信中国企业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绝大多数是有公益意识的，但是中国企业有权利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至于企业对公益事业进行投入，同时进行宣传，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对企业公益事业回报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的杨团女士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跨国公司的捐赠是倾向于互利型的，他们把既增进社会福利又增进企业利益，作为公司捐赠的行动逻辑；而国内企业大部分是倾向于利他型的，以促进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为公司捐赠的惟一目的和行动逻辑。

　　杨团认为，跨国公司的互利文化有现代理论支撑，又有传统习惯做基础；而国内企业的利他文化缺乏现代理论支撑，新的观念没进来，但有本身的传统。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两种文化背景很不一样，西方国家受基督文化的影响，从小就被告知要回馈社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陌生人都是好朋友。而中国人的社会格局是差序格局，人和人的关系是从由内往外，从家人、到朋友，顶多再到邻居，根本到不了陌生人。因此，可能出现的是帮助身边所熟悉的人，而不可能顾及到其他更广阔的范围。

　　文化习惯影响捐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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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企业通常随机决定捐赠

　　跨国公司一般按照计划捐赠

　　据本次论坛会务组工作人员介绍，国内企业没能参加本次论坛，大多是因为没有专门的部门或经费预算。

　　对此，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分析说，中国国内企业通常都是随机捐赠，而跨国公司一般有专门的公益事业部，它们的捐赠多是有计划的，那些随机捐赠需要经过股东、董事会的一级级讨论来最终决定，开展起来反倒比较难。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杨团女士介绍，中国公司大都采用企业家个人支配捐赠的模式，外资公司大都采用公司组织支配捐赠的模式。外资公司的捐赠主要体现为互利的捐赠理念与捐赠行为，它与企业家个人支配的中国公司的捐赠主要体现为他利的捐赠理念与捐赠行为有着显著性差异。从这些跨国公司多年海外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追求互利的公益捐赠已经成为它们开拓新兴市场的战略手段。它们不但有完善的捐赠制度、独立的捐赠部门（或称公共事务部门），而且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理念。所以，外资公司公益捐赠的可持续性得到了公司互利理念的内部驱动，并形成了制度化保证。

　　杨团说，现代公司公民的概念不是慈善道义概念，公司捐赠已经将纯粹利他的慈善捐赠视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惟一方式也不是主要的方式。从相关利益人概念出发的公司管理者们，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己已经不再只是股东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包括普通大众利益在内的消费者、社区、环境等等相关利益人的代表。因此，这类公司管理者们逐渐摒弃了仅从慈善角度向穷人提供援助的公司捐赠模式，转向以公共信托人身份，考虑所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的公司捐赠新模式。

　　企业捐赠驱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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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企业个人化决策捐过就算

　　跨国公司重评估重合作重管理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的姚晓迅先生对时讯记者说：“最近几年，企业捐赠越来越多，但跨国公司的捐赠额度通常比中国企业高得多。国内企业虽然也有很多捐赠，但跨国公司的捐赠行为要显得更理性化，其目的性更强，更具有战略眼光。”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杨团女士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捐赠决策主要是由内部驱动，十分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中资公司的捐赠决策主要由外部因素驱动，捐过就算，不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另外，中资公司缺乏强烈的内部互利动机，觉得尚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结构来完成慈善捐赠的功能。

　　中资公司的持续捐赠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公司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会劝募。从中资公司在捐赠决策上依赖外部，将捐赠行为视为一次性的，对项目管理和事后评估的关注差。即便进行项目管理也只是独自管理，未重视与政府和社区合作。外资公司对于大额的捐赠的重视程度远大于中资公司。无论从捐赠决策、项目管理还是事后评估，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则和惯例。

　　外资公司捐赠主要是制度化决策，内在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中资公司大都是个人化决策，劝募和动员等外力驱动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外资公司往往拥有独立的捐赠计划，并将其嵌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在结构和功能上，外资公司通过设立专门的部门和职位，来实施对捐赠项目的具体控制，包括专业化运作、日常管理和评估与反馈。中资公司则无独立捐赠计划，不设专门部门与职位，也不参与捐赠项目的具体管理。

　　和外企相比，中资公司并不缺乏公司捐赠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道义文化是守望相助、扶危济困、安老助孤、救急不救穷，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人人为上帝之子，无论贫富贵贱要平等相助。

　　企业捐赠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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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机构寄予厚望

　　中资外资需求不旺盛

　　哈尔滨新中新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经向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捐物折合700万元，但仅少量享受过税收减免政策。“主要是我们的捐助多数不符合国家税收减免政策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宁爱华告诉时讯记者。他说，新中新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本身并不是为了减免税，也正因为如此，公司绝大多数捐赠没有享受到国家税收减免政策，公司以后的公益活动也不会受国家税收政策影响。

　　宁爱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杨团认为，尽管非营利机构十分关注捐赠免税政策，认为免税政策对促进公司捐赠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这很可能是公益机构的一厢情愿，“因为公司对捐赠免税的需求并不迫切。”他们的调查发现，真正利用捐款抵扣过税款的公司仅占捐赠公司的13％，其中的主要原因有捐赠价值较少、抵扣手续繁杂、捐物抵扣不好处理等。另外，公司的大量捐赠已经从成本、福利费、营业外支出、行政事业费等项目列支，从而不再需要申请免税。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的个案访谈显示，外资公司对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普遍较为熟悉，但也不是所有的捐赠都会去申请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