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敏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落马”之后，某大报刊出了他的任职履历，题曰“升官记”。有趣的是，该报的头版又刊出了另一位被提拔干部的任职履历，题曰“简历”。同样的内容，不同的形式，其中差别，耐人寻味。

　　笔者推测，记者之所以将程维高的“简历”题为“升官记”，是因为他已沦为人所共恨的腐败分子，必须将他与被提拔重用的革命干部区别开来，故有了“升官记”之题，以示贬低之意。但笔者咬文嚼字，认为大可不必。《现代汉语词典》对“简历”的解释是“简要的履历”，一个非常中性的词语，因此既可用于如日中天的达官贵人，也可用于身陷囹圄的罪犯。所以即使如今程维高站在了审判台上，用“简历”也不至于抬高了他。而用“升官记”虽能表明记者的态度，但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程维高本人已经成了“落水狗”，他不在乎也没有能力在乎这个“升官记”。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字上的贬低并不见得对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公仆”们有什么警诫作用。君不见报刊上劝诫官员洁身自好的文章汗牛充栋，但贪官们是“任尔众人评说，好官我自为之”；君不见省部级的贪官捉了一窝又一窝，可是贪官污吏仍如嗜臭的苍蝇扑火的飞蛾一批又一批。何况贪官虽倒，祸害已成，何止是将“简历”改成“升官记”，即使骂他祖宗十八代也不能补损失之万一。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少在这种用词遣句上使劲，不如好好思考怎么改进我们的政治体制并完善我们的监督体制，让那些张维高王维高李维高们不敢腐败或无法腐败，这才是我们亟须做好但还没做好的最迫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