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委托—代理制度的基本方式，股份公司制度刚刚出现，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这一制度的最大缺陷是使一部分人获得了支配他人或社会的资产而又不负责任的可能。如何克服这一制度缺陷成为围绕股份公司制度进行种种制度创新和完善的重要的、基本的出发点。

　　就资产权利结构而言，股份公司制度应当是一种三权分离的制度，即股东掌握终极所有权———股权，董事会掌握公司的法人产权———支配权，经理掌握经营管理的执行权———经营权。在股份公司制度中，通过委托—代理，不仅管理权与终极所有权发生了分离，而且形成了企业法人产权与终极所有权的分离。这种法人产权的本质在于它是对他人或社会而不是对自己的资产的支配权，董事会有权决策并支配整个公司法人的资产运动，但公司法人的资产终极所有权并不属于董事会成员所有。因此，对于股份公司制度而言，就客观地存在着所有者如何有效地监督和约束董事会，即所有权如何实现对法人产权的约束？法人所有权如何实现对经营管理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即董事会对经理们的约束？在这种权能结构性分离状态下，不同权能主体的目标不同，激励来源不同，因而追求存在差异；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或者说为获取必要的监督信息所花费的成本极其昂贵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当代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日益深入，各种市场制度工具日益复杂，在要求实现有效管理所需的人力资本密度越来越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CEO（即首席执行官）的有效约束和激励变得越来越困难。

　　克服企业权能分离过程中的监督无效问题，首先需要依靠企业制度，尤其是企业产权制度。通过企业制度，尤其是企业产权制度要处理的问题是，尽可能使资产权利的转移与相应责任的转移协调同步，尽可能使资产责任的转移同相应利益的转移协调同步。

　　现实中的问题恰恰在于CEO获得了庞大的支配企业法人资产的权利，但就其本身而言对于这种权利行使的后果能够承担的相应的资产责任能力很弱，事实上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以相应的物质资本责任能力作为获得支配他人或社会资产权利的前提，至多只能以其人力资本作为其行使支配他人资产权利的抵押，这就不仅使得公司法人风险高度集中，而且使公司绩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CEO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珍视为基础，而不是首先出于资产责任制度的约束。既然获得的是支配他人物质资产的权利，但同时对这种权利不能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那么，即使履行了一定的经济责任在制度上也不应当给以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若损坏了可以不赔，那么，搞好了就不应当奖。权利脱离责任约束不可能有秩序，责任脱离了利益激励便不可能有效率，在委托—代理中权、责、利的失衡是企业制度失灵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只要采取委托—代理方式，这种制度漏洞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以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弥补其漏洞，但不可能在企业制度上根本克服。

　　所以，为提高所有者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人们在企业制度之外，便不能不再寻求市场制度的支持，这种外在于企业的市场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有权（股权）交易市场，是委托人选择代理人的一种有效的机制，如果市场信息是充分的，同时交易者之间的障碍很小，可以充分自由地交易，那么股市可以较为有效地从企业外部对代理人加以约束，委托人可以用脚投票的方法选择和抛弃代理人，从而利益不致于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经理市场，竞争充分的经理市场可为委托人提供必要的社会选择机制，而且是对代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约束机制，因为代理人的人力资本市场价格在不断升降。但现实是，市场制度尽管可以约束代理人，却不是充分有效。

　　因而，人们便有理由怀疑制度，包括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对委托—代理制下代理人约束的有效性。人们也就不能不乞求道德约束。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的核心是诚信，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可是道德秩序是需要一定社会基础的，并不能凭空产生。从经济条件上来说，市场经济的诚信，不仅仅是对个人人品的信任与否，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履行责任能力的信任，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信任。因此重要的不是代理人个人品质，而在于其责任能力有多少。从法制条件上来说，必须在法律制度上使失信和欺诈付出足够的代价，只有当败德产生的收益远远低于为此所承担的风险损失时，诚信的道德才能真正实现。

　　看来，处理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约束激励问题，不可能单纯依靠哪一方面的制度安排，只能是企业，市场，道德，法制各方面共同作用的过程。尽管存在种种困难，需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但委托—代理制度仍然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CEO制度带来的效率提升通常会大于由此而发生的成本上升。

　　《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13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