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本报连日来开展的《“大考”之年看阜阳》系列报道引发的关于阜阳的思考，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傲兰昨日撰文解剖阜阳。王傲兰认为，阜阳发展的挫折，一小批腐败官员无疑要负主要责任。但细想一下，也并不“全是腐败官员惹的祸”。当年浙江宁波四大班子抓出一批腐败官员，有人甚至戏称“监狱里关着宁波四大班子全套人马”。可是，宁波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阜阳这样几近衰退的情况。

　　为什么？王傲兰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对阜阳少数官员的腐败行为的整治一度不够有力，而且卖官买官一类行为蔓延较广，为害较烈。二是比较而言，宁波的广大干部群众可能对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力与义务的观念更为明晰，对于“公仆”们的监督更为较真。阜阳民风淳朴，固然值得称道，而淳朴的民风只有与民主法制相统一，才能有效地抑制少数官员的政风浮夸，并勇于揭露他们的贪污腐败。三是宁波改革开放比阜阳明显深化，民营经济比较强大，地区经济的微观基础趋于完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有足够的力量与少数腐败官员的倒行逆施相抗衡。而前些年的阜阳，政府配置资源仍然过大，少数身居要职的腐败官员甚至借助“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较劲，打着改革或发展的旗号，把地区经济引入“官场经济”、“权力经济”的死胡同。

　　王傲兰认为，只有深刻认识阜阳前些年遭遇曲折的经验教训，才有助于阜阳真正理清思路，实现再度辉煌。

　　（宋才华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