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28年风风雨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斗历程中,在迄今为止50余年的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征途中,用不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宣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在80余年的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被民众抛弃,就是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走着群众路线,与广大民众保持着亲密接触,无论是琐碎小事还是宏图大略,时刻都把群众利益置于首位;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和国内外其他党派的认同,根本就在于她不仅有着自己独创的先进文化,而且能把这种文化合法地传播于社会与民众中,让这种文化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润滑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受住50余年执政甚至以后更长时间的考验,关键就在于她敢于跨出传统经典理论的条条框框和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解放思想,追求真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自己执政水准的重要指标。今年春夏,SARS席卷中国大地。党和政府能从容应对,消除危机,还世间一个祥和安宁的环境,究其根本也在于她能忠实践行“三个代表”,充分调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自愿组织等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从而取得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于此,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政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诞生的一种理论,它认为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定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其基本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主体不仅为政府,还包括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由此,国家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从而使国家与社会间、公部门与私部门的界限和责任变得模糊;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各组织间应相互交换资源,从而形成包括所有参与者在内的自主管理网络,并通过与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合作来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由此导致治理的绩效————善治,即通过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合作管理,以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政治体制的变迁,非政府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治理理论在中国也有了孕育的土壤。近几十年,治理方面的进展最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基层民主、公民自治、政治透明、社会监督、财务公开和任职审计等。从政治学角度看,为完成政治社会化和决策合法化的过程,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殚精竭虑地培养、筛选、输送其精英进入政府部门以施加其控制力、扩张力与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贯彻“三个代表”重想思想与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着密切关系————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素质提高,为了建设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
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首先取决于协调能力———即在政府与市场、公部门与私部门之间找到利于提高管理绩效的平衡支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亦即社会大趋势要求社会公民、法人组织必须具备契约思想,遵循法治准则,同时要求政府退出微观和具体领域,加强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与管理亦须遵从市场法则,根据市场信号,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其二,公共管理作为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综合系统工程,也要求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部门与私部门的关系。政府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的惟一主体,它只能作为核心主体,通过施展其合法性权威,调动社会中一切可利用的管理资源并与之通力合作。在承认私部门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同时,政府要逐步地让部分职能退让于社会,把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公共领域的服务责任通过竞标等形式委托于私部门,让其按“企业化”运作提高管理绩效,政府则负责公部门的一般性服务,制定好事关民众整体利益和未来的重大而宏观的决策。
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秩序的体现,终极目标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公共管理都先后提出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管理价值目标,究其根源还是为了一个最终目标,即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健康持续地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那样,平等、正义、公平只不过作为资产阶级缓和与民众的对立情绪、维护其专政秩序的雇佣工具而已。但毕竟它走在我们的前面,还是有不少我们可供借鉴的东西。中国的公共管理虽历程较短,但却也有自己的管理目标价值构建,如法制社会、公民平等、社会救助、群众利益、社会正义等等,而社会稳定却是三代领导集体及政府管理主体在决策中最为关注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基础,发展是目标。故而,秩序理应成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探讨一下政府的终极目标。民众是纳税人,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权力来自社会;党是政府的精神领袖。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承担的双重责任决定了政府管理的政治性、公共性、服务性,而政治性却是扎根最深和要求最为强烈的,故政治?⒄褂朊裰髡尉捅厝怀晌邮律缁嶂卫淼闹占勘辍?
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形象展现是应对突发事件与处理公共危机的速率与效能。根据全球灾害统计提供的数据,1996—2000年,各种灾害危机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50亿美元,并使425000人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因各种灾难和危机死亡的人数占总的95%。在过去30年中,全球50%以上的灾难发生在亚洲。中国自然不能例外,十年文革、唐山大地震、1998年长江洪灾等,使中国政府面临着无数次公共危机的严峻考验。如果说过去我们的政府战胜困难靠的是顽强的意志、无私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与群众保持着紧密关系的话,那么今年面对SARS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政府能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化解危机靠的不仅有上述优势,还在于能运用先进的治理理论,充分调动了社会中利于危机处理的所有资源,与社会携手,共渡难关。更突出的是,我们的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做到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一切以群众根本利益、以社会秩序稳定为出发点,通过先进文化的创制与渲染,坚定了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真正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真正代表着执政党的形象,同时也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作者：靳永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