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旭善
我的童年正值“文革”时期，除了偶尔能看上一场电影再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因为电影院少，窗口几乎不卖零票，因而那时候看一场电影犹如过节。那年月电影院的火爆场面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次我和母亲去年看《大寨红旗》多了一张票，到了电影院门口，我刚把那张要退的票从裤兜里掏出来就呼啦啦围上来几十个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冲在最前面的那位一把将票抢了过去，同时迅速地将一毛钱塞进我的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往电影院跑。演《大寨红旗》如此火爆，演别的电影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电影院不能常去，但我却几乎每个礼拜都能看上一场电影，原因是我的家那时候住在山东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院内，学校每到周末都要在大操场放一场露天电影，师生员工和家属都可以去看，全部免费。那时候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周末，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是扛着椅子到操场去占场，免得来晚了没有好地方。吃完晚饭把筷子一扔就往操场跑，坐在椅子上眼巴巴地等着开演。露天电影一般都放两个片子，先放的《新闻简报》有点像现在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专门报道国内外大事，只是报道的事件大都过去很长时间了，说是新闻其实都是旧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演《新闻简报》的时候许多人窃窃私语，心思似乎没放在电影上。但故事片一开始大家可就重视起来了，大操场上一两千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两眼紧盯着银幕，生怕漏过一句台词。那时候允许放的电影片子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和几部朝鲜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对于我和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都是“重播”，但每一次演这些电影还是人山人海，看完以后我还和大人们凑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评头论足，或者模仿其中的情节玩笑一番。这几部电影一年到头来回转，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三伏酷暑，观众却一点也不减少，除非碰上下雨天，否则银幕上不出现“再见”不散场。时间一长，这几部电影的台词大家都能倒背如流，特别是瓦西里的那句名言“面包会有的”铭刻在心，那时候假如你对谁诉说烦心事，听的人就会意味深长的对你说：不要急，慢慢来，问题总会解决的，面包会有的。
也不知道是谁得到了消息，我们班的不少同学知道了我们院到了星期六放电影，几个要好的同学缠着我要我到了放电影的时候给他们占场，平时关系一般的则跟我套近乎，希望到了星期六能叫他们一声。因为要来的同学太多，我只能选择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星期六放学的时候我悄悄地使个眼色，对方微微一笑表示明白。因为有同学要来看电影，我去占场就不是扛着一把椅子了，而是扛着两条凳子，尽管比我自己去要麻烦，但心里却很骄傲，因为同学是到咱的家门口来看电影啊。和同学一起看电影故事可就多了，我们像群猴子一样，看电影的时候上蹿下跳，一有机会就胡闹腾。有一次我占的地方就在放映机的前面，当放映员对光的时候我们先是往空中扔石子，然后打开手电筒往银幕上照，最后我们四五个齐刷刷地站起来，把自己的“光辉形象”映到银幕上，会唱京剧的韩正和模仿李玉和的那句“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我们几个人马上不约而同地装成张牙舞爪的日本鬼子，摁住他的脖子不松手，韩正和再学李玉和的一个“亮相”，我们几个惊恐万状般地一屁股坐到地上，逗得放映员和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也都笑弯了腰。半大孩子凑到一起搞恶作剧是常有的事，看露天电影更是难得的好机会。有一次快过年了演《智取威虎山》，去占场的时候我揣着几个炮仗，演到杨子荣挥枪打老虎的时候我点上一个炮仗扔了出去，正好和杨子荣的枪同时响。本想扔个炮仗起起哄热闹热闹，没想到一下子惹起了民愤，所有带着手电筒的观众都打开手电筒往我这里照，放映员也气得停了机。我一看这阵势急中生智，也装着很愤怒的样子打开我的手电筒往后照，在我的“引导”下，所有的手电筒齐刷刷地照在一名青年身上，正在这名青年莫名其妙的时候，值勤民兵气势汹汹地把那名青年带走了。我朝同学做个鬼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几个都捂着嘴偷着乐。还有一次我忘了放什么片子，演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其中任志忠说要撒尿，我让他坚持一会，他抓耳挠腮地说不行，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了，必须立即解决。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外围的观众把我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要想出去解决不可能，我让任志忠蹲下去就地解决，他说怕弄出声音来难为情。沉思片刻我想出一个主意，我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子，等到人们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随手扬了出去，沙子一落下去立即引起一阵混乱，愤怒的骂声此起彼伏，乱哄哄地就像炸了锅一样，任志忠心领神会，趁着乱哄劲蹲在地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办完了。后来每当提起此事几个同学还用《地道战》中的一句台词夸奖我：高！实在是高！
因为老是那么几部电影片子演来演去，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都不来看了，我自己去看总觉着少了些什么，闷闷不乐索然无味。有一次还是演《智取威虎山》，几个同学一听名字就摇头，为了把同学们叫来好热闹，我哄骗他们说《智取威虎山》改了，杨子荣打虎上山骑的是真马，他们一听说杨子荣打虎上山骑着真马立即两眼放光，放了学没回家就跟着我来了。演到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时候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当发现上当以后一齐骂我骗子，从那以后我就是吹破了天人家也不上当了。他们几个的做法使我十分愤怒，我琢磨着应该找机会报复他们一下，让他们以后必须招之即来，否则就要后悔。时间不长机会来了，那一次演《侦察兵》，我故意说还是样板戏，他们都不来。第二天我告诉他们因为临时换片子，演得是《侦察兵》，并把《侦察兵》说得天花乱坠，还把大牌明星王心刚抬出来馋他们。因为《侦察兵》是当时极少的新片，他们一个个后悔得直跺脚，而我却在心里偷着乐。从那以后我一叫他们就乖乖地来，就怕“临时换片子”，漏了新电影。
童年的日子在对电影的企盼中慢慢度过，尽管童年的露天电影并不精彩，但带给我的却是无尽的欢乐和向往，我曾经和瓦西里一样憧憬着有面包的好日子，但有面包的日子到来之后，几乎家家户户有了小电影，露天电影很少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此而惆怅，总觉着生活中似乎少了些什么。但仔细想想又觉着就应该是这样，你想，如果可以坐在家里边吃面包边看电影，谁还去看露天电影啊？
